在许多上海人眼里，五角场曾是名副其实的“下只角”——热闹的地方屋矮人杂，冷清的地方芳草萋萋。直至十多年前，还有人曾这样评论五角场与周边高校的关系：“有如此实力的同济建筑系却没有在五角场建设一座好的建筑，有财大的高级商贸人才却没有改变五角场商业的混乱，有复旦这样一流的人文系科却没有在五角场培养起哪怕一丁点儿文化精神。”（梁宁宁《五角场的谎言》，葛红兵主编《城市批评上海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是的，解放以后，五角场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了几十年，忍受着各种不屑和批评。如果从小生长在杨浦、与五角场有缘的上海人，会亲历五角场的消沉和平淡，亲睹过五角场地标的矗立和消失……那些历史，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回忆和留恋的。

“市区”与“郊县”

五角场方圆15.9平方公里，因1930年修成的其美路（今四平路）、翔殷西路（今邯郸路）、黄兴路与1925年筑就的翔殷路、1923年筑的淞沪路呈五角放射状而得名。原是由黄浦江支流虬江、走马塘合抱的冲击平原，称为“圆沙”。至今保留下来的与“圆沙”有点渊源的五角场地名是“浣纱浜”。“浣纱浜”原名“圆沙浜”，因附近农民常在圆沙浜洗纱，西施为浣纱女，遂易名“浣纱浜”。2002年新辟的黄兴公园，则把中心湖泊命名为“浣纱湖”。其实，笔者私下认为，像五角场地区“浣纱浜”“兰花村”这样的地名，是对五角场原始风貌的一种浪漫粉饰。

清末时，五角场属上海县引翔乡，一片乡野田畴。这里较著名的人文景观，是为纪念明末嘉定城的抗清英雄侯峒曾而立的“圆沙墓”，圆沙墓旁有石人石马。1942年，屯兵于此的日军开始盗挖圆沙墓，传闻墓中文物及董其昌所书墓志铭被劫掠一空。解放后平整农田，圆沙墓被填平，这里又恢复了自然村的模样。

笔者第一次去五角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读小学的时候。记忆中的五角场，贫瘠荒凉，60路公交车一过宁国北路桥（今黄兴路桥），就到了宝山县境内，视野豁然开朗，万顷良田，一望无际。且河渠纵横，水资源丰富。那时，一到夏天，稍大一些的孩子就会去玩，下河游泳、粘知了、掏麻雀窝……忙得不亦乐乎。在他们口中，曾听说过一个地名：“祠堂桥”。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祠堂桥”就是双阳路桥，位于东走马塘上，因塘北曾建有周家祠堂得名。五角场除了祠堂，还曾有观音堂、土地堂、白灵庵等庙宇。然而，自笔者记事起，这些建筑早就没了踪影。

“祠堂桥”一带，曾是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中“新市区”的向南延伸线——规划中的“大同路”。当年，围绕着上海市政府大厦（位于今上海体育学院内），设计了十字交叉的大道，西为三民路，东为五权路，北为世界路，南为大同路，宣示着国民政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世界大同”的政治主张。其中，西、东、北三条道路相继建成，然而，向南的“大同路”却始终停留在图纸上——这总能使人想起毛泽东评价康有为《大同书》的话：“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出自《论人民民主专政》）

解放后，西、东、北三条路依然存在，只是三民路变成了“三门路”，五权路改成了“五星路”（后因与吴兴路音同，又改为“民星路”），“世界路”路途遥远，“大同路”却依然淹没在田野沟渠中。直到21世纪初，在双阳路桥北才开辟了一条“双阳北路”。

五角场原属“新市区”，当地人习惯称此地为“新上海”。五角场的人们到市中心去，称为“到上海去”；市中心的人们到五角场，叫作“到新上海去”。1952年9月，五角场归并到“江湾区”，1956年，又合并为“北郊区”，后归属杨浦区，五角场一直属于“市区”。但是，“大上海计划”的光环褪去后，五角场与“市区”的定义渐行渐远。1959年3月，五角场由宝山县管辖，成为“郊县”，这对于五角场来说，也算是“名至实归”。然而，五角场划归宝山县，对于地处五角场的复旦大学来讲，问题不小。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紧张，郊县的肉票、油票配给远少于市区，复旦师生员工的待遇明显吃亏。从那时起，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就不断向市领导请求，将复旦大学重新划归市区，但一直未得到解决。1977年在他病重时，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领导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市领导问他最后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市区的问题。”（吴中杰《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海上学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1984年9月，五角场终于划归杨浦区。

(文章来源：春秋档案，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