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长度是检验人们膀胱的重要工具，电影太长就憋不住了。”
“只有拍奥斯卡的电影，才能得奥斯卡奖！”
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辛德勒名单》作者托马斯·基尼利于近日来沪开讲，讲座中金句不断，台下的观众也是笑声连连。很难想象，这位老人已经年过八旬了。
而一个澳大利亚作家跨洋写旧世界的故事，再为不熟悉的电影改写剧本，本身也是一出“戏”。
在冲浪胜地写大屠杀的故事
《辛德勒名单》的诞生，源于当年一周只有三次的美澳航班。
因为一部由原住民小说改编的电影得奖，托马斯·基尼利飞来美国参加电影节。电影节结束时正巧没有航班，基尼利便跑到比弗利山庄上的一家皮具店买包，遇到了辛德勒名单上的幸存者，现在的皮具店老板普费弗伯格。
作为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基尼利对二战的唯一印象来自于父亲在北非参战时寄回来的纪念品。而普费弗伯格收藏的两柜子的被屠杀犹太人名单，让他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恐惧——“为什么欧洲人当时会觉得犹太人就像病毒一样，必须要被赶尽杀绝才能拯救欧洲的文明？”
普费弗伯格非常希望他写这个故事，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也因为他和这个故事完全无关，能够毫无私心地写下来。
接下来的故事就水到渠成了。到波兰实地探访，寻找事件的亲历者，翻阅历史文件进行对照，写作风格可以追溯到楚门•卡波特开创的“非虚构小说”和汤姆·沃尔夫开创的“新新闻”，文字非常克制，很少用“令人恐惧”、“令人羞耻”、“惨无人道”等形容词，因为“形容词是不合适的，无法表现出全部程度的恐怖。”
最有意思的是，基尼利写作的地方是澳大利亚的海滨，附近就是冲浪胜地。距离罪行很远，距离快乐很近。或许，这是被旧世界的幽魂缠绕而不窒息的唯一办法吧。
要得奥斯卡，你得拍奥斯卡的故事！
另边厢，斯皮尔伯格在拍片中遭遇了瓶颈。
《辛德勒名单》无疑是影史经典，但你可能不知道斯皮尔伯格还拍了一部二战电影，讲二战时的上海。
和《辛德勒名单》不同，《太阳帝国》没有渲染人性的光辉，而是着力刻画了战乱中人们的软弱、狡狯和冷漠，美国剧评人纷纷给出差评，票房也很糟糕。截至今日，该部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为7.9分，远低于《辛德勒名单》的9.4分。
心灰意冷的斯皮尔伯格，接下来拍摄了几部“毛茸茸的小东西”，票房很不错，但是普费弗伯格打电话给他说“你要拍人性的东西。你要得奥斯卡，就得拍奥斯卡（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
辛德勒的人性体现在他的复杂上。基尼利曾在访谈中评价辛德勒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你没办法说清楚投机主义究竟在何时让位给了无私救人。”你甚至没法搞清楚，这样一个发战争财的无赖，为什么会患上拯救犹太人这种“传染病”？
从500页的书到3个小时的电影，情节必须浓缩再浓缩。斯皮尔伯格选择的是把精力聚焦在辛德勒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拯救犹太人生命的救赎者和利用奴隶劳动发财的投机者。这样的剪裁非常震撼人心，蕴含着“恶人”向善的道德力量，也连接起古往今来的乱世——道德文章无用，空谈只会误国。
然而，省略掉的情节同样精彩。辛德勒曾为德国军情处做间谍监视党卫军，还在黑市上做种种交易补贴工厂开销。工人怕被发现，想生产子弹，但他却不愿意这么做，不希望他做的弹壳能够杀人。
就是这样一个想赚钱但死守底线的人，在战后的世界再也没有赚过钱。
托马斯·基尼利对电影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艺术“耿耿于怀”，“你读一个句子只需要5秒钟，但是你在电影里面，却需要15秒到16秒的时间来表现。”写第一个剧本的时候，他本以为只需2小时20秒，最后却有3小时15分钟这么长。
因此，“电影的长度实际上是检验人们膀胱的重要工具，如果电影太长，会让人们憋不住。”想到近期热映的《摔跤吧！爸爸》，因为中国没有印度的中场休息，更因为要增加播映次数，生生砍掉了半个小时。
这么说来，作为超越上厕所时间的存在，小说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托马斯·基尼利如是说：“我宁愿做一个要去坐经济舱的小说家，而不是电影制片人。”
逃出监视，却从来不敢不带面包出门
“虽然在理智上我已停止写作，但噩梦还是24小时伴随着我。”
直面这样的战争浩劫，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折磨”。托马斯·基尼利一生写了很多痛苦的故事，而辛德勒的故事是令他感受到最长久痛苦的一个。
他说，记者会对此感同身受，“当他们去了战场，或者去了事件发生地，得到了整个故事，并且回来把它们写出来之后，他们自己以为不会被这些故事影响，但实际上，这些故事会穷其一生和他们在一起，对他们发生影响。”
当然，这种痛苦相比战争中俘虏所经历的来说不值一提。他认识一位相当富裕的犹太女性，“从来都不敢不带面包出门”，虽然她知道再也不会有党卫军，也不会坐在交通工具上，中途被人叫下去铲雪。
现场活动非常热烈，800人的会场几乎坐满，其中有不少是外国人。在讲座过后的签售活动中，周到君目睹了购书的队伍在几分钟内从围绕桌子的数人，延伸到报告厅的另一头。
可以说，一个“国宝级”作家的能量，就能撑起整个澳大利亚文学周了。而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届，确实是名不虚传。
如果你错过了文学周先前的活动，托马斯·基尼利今日（5月18日）下午在思南公馆的讲座《在小说与电影中重建历史》一定不要错过。现场还有小说家小白、《辛德勒名单》中文译者冯涛、翻译家黄昱宁坐镇，会激起怎样的思维火花，着实令人期待。
附讲座全文：
大家晚上好，今天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激动。我还从来没有离开我的孙子辈和我的邻居这么久，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来听我的演讲。
我写过很多不同的主题，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的历史，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历史非常有趣，它是唯一以接受罪犯为目的而设立起来的很有趣的社会，这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它给我们送来了最好的人，在旧大陆留下了最坏的人。所以我写过几部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是关于澳大利亚的罪犯历史的，我的妻子有两位罪犯身份的曾祖父母，而我本身有一位爱尔兰裔的罪犯身份的曾叔父。我还写过在东非发生的冲突，甚至还写过南极洲的故事。那么，我是怎么样开始写我们今天要谈的这部电影背后的小说的呢？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让大家想一想所有的作者、导演和看电影的观众，是不是都想看到这样呈现过往的恐怖的东西的作品，仿佛是我们希望通过呈现过往最坏的东西来拯救自己。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讲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这部小说也被拍成了电影，参加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一个电影节。在电影节结束后，我要回澳大利亚去，但是在1980年代，澳大利亚不像现在这么繁荣，所以从美国回澳大利亚的飞机，一个星期只有三班，所以我就只好在那里等待飞机。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箱子坏了，于是我就去比弗利山庄的一家皮具店去购买一个新的箱子。我在那里和店主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普费弗伯格，这个人曾经在辛德勒的劳工营里面待过。我们俩交谈得久了后，他就发现我是一名作家，他就把我带到皮具修理房间里面去，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的妻子米勒。和她的丈夫相比，米勒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一个说话很大声的男人。普费弗伯格让我看了他的两个柜子，里面塞满了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关于辛德勒的各种文件。我是第一次在那里看到了辛德勒名单的一份副本，在那里，我也看到了很多当时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名单，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恐惧，那就是为什么欧洲人当时会觉得犹太人就像病毒一样，必须要被赶尽杀绝，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欧洲的文明。于是，店主劝说我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我回应他说，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不是欧洲人，而且我的祖父母都来自爱尔兰，而且我所在的地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距离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非常遥远。但是他说，这不是正好吗？你的无关性事实上使你和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毫无私心可言。
后来我去采访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幸存者，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曾经把德国指挥官阿蒙受审的文件从波兰语翻译了过来。我还采访了许多其他的幸存者，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被这个故事迷住了，它显得非常神奇。我特别想要提到住在悉尼的一位女士，她就是被奥斯卡•辛德勒从奥斯维辛营救出来的，她后来去了奥斯卡在捷克的工厂，她说，这是她当时在欧洲唯一可以呆的保命的地方。后来，她去了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做了母亲，做了祖母，做了曾祖母，这就是她所经历的人生，这是辛德勒给予她的，也是希特勒所不愿意她拥有的。在这些故事的吸引之后，我就觉得不再去管自己缺乏的相关经历，想要去写这一部小说。说起来，我和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唯一关系仿佛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当时，他作为澳大利亚的士兵在北非参战。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在悉尼的小孩，我和我的兄弟就一直接到我的父亲从北非战场寄回来的纳粹的纪念品，其中一些，我现在还保存在我放领带的抽屉里。这就是我和第三帝国的唯一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和第三帝国只相隔了一度关系。我父亲对于他所碰到的德国士兵的描述是，他们是一些很好的孩子，很不幸的是，他们正好成为了我们的对立面。这是德国军队里所谓的很好的孩子，在德国的党卫军当中，也有这样所谓的好孩子，只不过这些好的孩子相信犹太人必须得死。让我最感兴趣的是我们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行，并不是被一些很坏的人所执行的，而是被一些自己其实有理智的人执行的，这是整个故事当中让我觉得最恐惧的部分。我在东非曾经看到过一些普通的男孩，是他们母亲的孩子，但是却拿着致命的武器，干着各种非常恐怖的血腥的事情。他们是从他们上级那里拿到了他们所要执行的人物，也从他们手里接过了那些致命的武器，做着像当年党卫军一样残忍的事情。
于是，在普费弗伯格的催促之下，我就决定答应写这部书，我们两个人去了很多地方，进行寻找真相的旅程。我们去了德国、奥地利、美国、波兰、以色列，甚至去了阿根廷，我们在那里采访到了辛德勒的太太。在寻找真相之旅的基础上，我写了这部书。非常有趣的是，当我们在波兰的时候，每当我们和当地的官员碰到任何麻烦，普费弗伯格总是会和他们提出一个条件——我们会在电影中给你们一个角色出演。我当时觉得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拒绝，结果没想到他们都很感兴趣，而且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都写在纸上，交给普费弗伯格。普费弗伯格就会亲吻写着地址的纸片，然后放在衬衫的口袋里，说，会把它放在最靠近自己心脏的地方，带回比弗利山庄去。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大概是因为波兰人当中有很多从来没有参加过电影的演出，但是我对普费弗伯格说，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连书都还没有写出来呢！
我写作这本书是在悉尼，距离当时可怕的罪行发生的地方非常遥远。当时我们住在海滨，我就是在那里写了这部小说。这个地方离当时的冲浪圣地很近，有很多冲浪者在享受生活，我想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对二战毫无概念。这样说起来，我所写作的场合比起我在旧世界写作可能更加身心愉悦一点，但是即便如此，我自己所写的种种故事仍然会给我带来噩梦，你会认为一个作者应该不会产生这样的状况，但是实际上它确实是在发生的。哪怕你在理智上已经停止了写作的工作，但是这个恐怖的过程，仍然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伴随着你不离开。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生了一场危机，当时我感到没有信心把这部小说写完，而且感受到对人性非常绝望。在故事当中，所有的犹太俘虏都不想要自己的故事被误写，所以我采取了非虚构小说的原则来写。在我写完初稿之后，我请了三四十人来读我的书稿，他们当中一些人读完了全书，也有一些人只读了一部分，我根据他们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修订。这并不是写小说的正常流程，但是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保持书的真实性。说起来，我应该是跟随了楚门•卡波特这位作家所开创非虚构小说的原则，或者说是汤姆•沃尔夫所开创的一种新新闻写作方式。我所决定的写作风格是非常冷静的，我觉得在写这样充满恐怖的故事的时候，形容词是不合适的，它反而无法表现出全部程度的恐惧。哪怕你用到了“令人恐惧”、“惨无人道”、“令人羞耻”等种种词汇，你都无法完整地表达出这种恐怖的情绪。于是，我就决定不用形容词的描述来写作这部小说，而是选择用一种干净、中立，以及非常冷静的态度，让我所写的事件为他们自己说话。
但是，当这本书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其中很多内容会被剔除掉。这是因为讲故事的方式在小说里面和电影里面是完全不同的，用电影讲述一个故事会更加花费时间，例如，你读一个句子只需要五秒钟，但是你在电影里面，却需要十五秒到十六秒的时间来表现。于是，在斯皮尔伯格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剔除了小说当中的很多内容，聚焦在辛德勒身上两个非常矛盾的特点之上。第一个是他作为救赎者的形象出现，拯救了他的奴隶一般的劳工的生命，另外一个方面，他又是想要利用他奴隶一般的劳动来发财。斯皮尔伯格所聚焦的两个互相矛盾的点，使得辛德勒成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认为他的这种处理方法是对的。斯皮尔伯格说，在我写作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剧本的时候，大概预计会有两小时二十秒钟那么长，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我所选择的剧本实际上有三小时十五分钟这么长。我认为这可能太长了，可能需要把一些内容剔除出去，这就是编剧的艺术，就是把更多的东西移出去，而且给叙述当中的所有动作一个动机。电影的长度实际上是检验人们膀胱的重要工具，如果电影太长，会让人们憋不住。
所有的犹太人都喜欢把年轻人放在自己的位置上，并且指出你们做得并不如上一代那么好。普费弗伯格也曾经对斯皮尔伯格做过这样的事情，斯皮尔伯格的母亲是阿德勒，普费弗伯格对斯皮尔伯格说，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但是你的母亲做得比你还要好。在这个时候，上海进入了我的经历。当时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很不错的电影，讲的是一个上海作家从来没有从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中恢复出来。那部电影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但是斯皮尔伯格却受到了美国一些剧评人的差评。他感觉到非常失望，于是开始尝试拍一些其他的电影例如《E.T.》，当时这部电影非常成功，后来他又拍了另外一部讲毛绒绒的小玩意儿的电影。普费弗伯格给他打电话说，你拍这些毛绒绒的东西永远得不了奥斯卡奖，你需要拍一些关于人性的东西。你只有拍关于奥斯卡的东西，你才可能会得奥斯卡奖。因为电影这个媒介和小说不同，所以省略了很多内容，其中一个就是奥斯卡•辛德勒曾经为德国的军情处做间谍。德国军情处当时正在监视党卫军的活动，党卫军是被派来大屠杀的直接执行者。奥斯卡是从1938年开始就担任这个间谍，后来到了1943年的时候，他去了匈牙利，把当时发生在波兰的毒气毒杀犹太人的事情报告给同盟国的人。他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同盟国的人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样恐怖的事情真的在发生。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被省略的内容就是辛德勒在黑市上所做的种种交易，可能因为在电影当中很难把这一点融入到一个连贯的叙事当中去，所以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就没有过多着以笔墨。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辛德勒的军火工厂从来连一个弹壳都没有制造出来过，当时犹太犯人是想要制造弹壳的，因为他们害怕党卫军发现工厂实际的制造状况就把它关闭了，但是电影没有时间讲了。辛德勒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不希望他所制造出来的弹壳用来杀人，不管是平民还是同盟国的士兵。相反，他去了黑市赚钱，当时他有一个犹太人手下，这个人很会作假，做了各种各样的假文件，用这些假文件在黑市上做了各种各样的交易，包括获取香烟、食品、布匹等等，然后用这些黑市上的交易赚了很多钱。可以看出辛德勒这个时候仍然像之前一样，是想要发财的，但是电影却没有时间展开来说。在战后的时光里面，辛德勒再也没有发过财。
我很高兴我是一个小说家，因为小说家并不依赖放映的长度。小说是一个超越上厕所时间的存在，是一个空间非常大的所在，在这里，你的写作可长可短。说起来，我宁愿做一个要去坐经济舱的小说家，而不要做一个电影制片人。谢谢大家！
（演讲稿由上海图书馆提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