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浜中路249号，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毗邻上海旅游地标之一的豫园。
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1937年的这里曾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栖居的“安全区”。而主导和维持这条生死线的，是一个中文名叫饶家驹的法国神父。他曾奔走在战火中的上海，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军谈判，从日军枪口下拯救养活了至少30万难民。
有人称他为“上海的辛德勒”，有人誉他为“另一个约翰•拉贝”。因为他，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首度填补空白加上了“拯救平民”条款，并被称为“上海模式”。而这种“南市难民区”的上海模式，因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广泛实施于世界各地的难民区、难民营等。
今日，“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城隍庙落成揭幕。南市区难民区这一事实曾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经过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团队长期考察研究才发现了这个二战时期世界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上海南市难民区，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再度回到公众视线内。
创造了难民救助 的“上海模式”
饶家驹于1913年来到上海，共在上海生活了27年，担任过徐汇公学、震旦大学的教师。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多方奔走说动中日双方，建立南市难民区，从1937年11月9日到1940年6月30日，难民区运作32个月。
这片难民区位于方浜路以北、民国路（今人民路）以南、毗邻法租界的地区，难民区呈半月形，占据南市老城厢约1/3区域，著名的上海城隍庙就在其中。在32个月的时间内，这片土地保护了30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安全，成为当时远东最早的国际难民庇护地。
“30万”这个数字，后来被刻在位于柏林的一块有关饶家驹事迹的纪念碑上。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帕尔米耶里这样说：上海南市难民区是二战期间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它保护了至少30万难民，并创造了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包括南京的国际安全难民区，也是借鉴了饶家驹南市难民区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推广到南京、汉口和欧洲等地。
上海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签约，饶家驹在中国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举措作为成功经验载入了公约，被称为“上海模式”。这个公约是饶家驹“上海模式”的延续，今天该公约的签字国达196个。
饶家驹一生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事业。当年的《申报》还曾报道，在华的最后岁月中，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饶家驹曾表示，希望改名“饶家华”，以表示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感情。
“当年饶家驹振臂高呼，来自中国、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国的爱心人士共同构筑的安全区，创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成为光辉的典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路专注于这段历史资料挖掘与记录的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如此表示。
■89岁的傅剑秋当时和祖父、母亲一起生活在南市难民区
听那些见证过历史的老人们回忆
刘复田，85岁。
傅剑秋，89岁。
俞光辉，95岁……
出现在纪念碑落成现场的这些耄耋老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刘复田的父亲刘槑一曾和饶家驹并肩战斗筹划成立难民区工作，当时他和家人住在青莲庵二层，一层也居住了很多难民。不仅是父亲，他的二姑妈在难民区里做一些服务工作，当过护士的小姑妈在难民区的卫生所里为人包扎、打针。“我当时也不知道饶家驹的名字，每次都说那个大胡子爷爷。”偶然间，他知道苏智良教授正在寻访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想起了记忆里面的那位大胡子爷爷正是姓饶，父亲惯用“饶神父”来称呼他。
今年89岁的傅剑秋曾在难民区避难，对往事仍记忆犹新。
时年9岁的他和祖父、母亲一直居住在今豫园城内。战争爆发后，家人都想逃入租界避难。无奈当时的日军封锁了进出租界的主要出人口，栅栏封门、重兵把守，进出都需要许可证。“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地度过，那时候的难民不光是上海的，还有从江苏浙江各地过来的难民，连九曲桥上都睡满了难民”，傅剑秋回忆说，虽然安全区粮食也很紧张，但起码每天都有粮食可以果腹，带着小锅子在人群中排队等待派粥的情形他至今难忘。
对难民的救济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到后来，安全区里甚至通了水电、有了老虎灶，还办起了临时难民学校、难民医院……现年95岁的俞光辉就当过学校的小老师。“破桌子、破椅子，老师也都不固定，谁有空谁就去一下，教得也不成章法，但在那个年代是件多不容易的事情。”
除了城隍庙，小世界（福佑路234号）、回教堂（福佑路378号）、珠玉业公会（侯家路26号）、沉香阁（沉香阁路29号）、豫园（安仁街137号），这些都曾开放过安置难民。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在纪念碑揭幕现场
地毯式地搜索健在者
这些事实，曾长期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2014年，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再度回到公众视线内并引发关注。
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介绍说，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在时间上来说，南市难民区还早于南京国际安全区。
在当时，“南市难民区”创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战时难民管理体制。饶家驹将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饶家驹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右臂，难民们曾这样评价他：虽然失去右手，但用左手做出了比双手健全所能做的好事更多。”
从2015年开始的两年时间内，苏智良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等单位的支持下，对这段历史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拍摄工作。已采访和拍摄海内外见证人及相关学者40余人，累积素材总量达70小时，并在全球范围内采集与“上海南市难民区”有关的珍贵历史影像。
为了寻找目前还健在的当事人，研究团队先是找到了这片区域内的派出所，查询80以上老人的相关信息，同时找到辖区居委会，再通过居委会“大海捞人”。最终，在多方的努力下以及媒体的帮助下，一位位见证者才慢慢浮出水面。
■“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城隍庙落成揭幕
“战争是残酷的，但乌云背后的人性光芒不该随着岁月而流逝，”苏智良告诉记者，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上海师范大学来自广告学与历史师范专业的三位学生利用所长，创造了取材于上海南市难民区历史的儿童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希望用上海抗战史的绘本故事的形式，把“战争”这一残酷的话题展现给上海的孩子。
“上海成为3万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这段历史已家喻户晓，但饶家驹和其创立的南市难民区知晓者并不多。”在苏智良的心中，还有这样一个愿望：将提篮桥犹太人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打包”来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二战中的上海是一座救助难民极为出色的城市，我们需要记住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