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这座城都在悄然改变。

岁月如沙，岁月如水，总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

曾经是上海县人

老莘庄人都记得曾经设在上海县政府门前的这一排宣传栏。

以前填写履历，在籍贯一栏里总会习惯填上“上海县”。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乃至到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工作时。

直到1992年底，便有点不知所措了，因为上海县被撤销了，与原闵行区合并，设立了新的闵行区。

从此“上海县”这个地域名词成为绝唱，以“310221”开头的身份证序列号就此结束。

莘建路上那幢自1960年起为全县人民服务的县委县政府机关大楼，后来一度作为闵行区公安局的办公场所。新的闵行区行政大楼则设在了莘庄地铁站北沪闵路水清路口西侧。这一晃也有25年之久了。

如今，原县机关大楼已不复存在，原址建起了居民区、商业大楼。哪怕是原籍上海县的80后、90后们也几乎没有印象，或者根本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那么一幢建筑，并发生过什么，但是对于许许多多的老上海县人来说，却印象深刻难以忘却，尤其是对曾经生活、工作在大院里的人来说，影响更是深远，感念至今，记忆犹新。

风雨32年，这幢县机关大楼见证了上海县的发展和历史变迁。其实说见证也不是太准确的，它在某一阶段直接影响或左右了我们这个地区的未来。

那些难忘的身影

特约撰稿/彭瑞高

（当年莘庄镇商业街风貌）

大约1985年，县委书记找我谈话。我第一次感到，县机关老大楼离我是这么近。

以前，我也接触过这座老大楼。但那时，人、楼是相隔的。比如说，文革期间。

我17岁那年，被学校红卫兵团派到莘庄去当“联络员”。那时，上海县三所中学——七宝中学、莘庄中学，还有我们虹桥中学——运动最活泛，它们联合成立了个什么组织，驻在县城莘庄，我校就把我和老同学陈许良——20年后的劳动模范——派了去。我俩晚上住莘庄中学，白天就待在县机关老大楼里。所谓“联络”，纯粹晃荡而已，倒是给了我一个熟悉老大楼的机会。

（上世纪60-70年代莘庄镇平面示意图）

那时县级机关的格局，以莘建路为主线。老大楼在路北，与莘庄中学门前那条路，构成“丁”字。老大楼以西的建筑，近些的有县府大礼堂、县文化馆，再西面，是县委招待所；最西面，是县看守所……

老大楼面朝南，呈“凹”形。凹进的一大片，就是楼前广场。绿化、停车、升旗、做广播操，都在这里。楼的正面，是县委县政府的“部、委、办”；西侧裙楼是“公、检、法”，东侧裙楼是“粮、商、财”。

老大楼沿莘建路起了围墙后，就成了封闭性大院。景深不深：穿过老大楼的中门，踏上一条甬道，就能见到一座绿树环抱的小楼。小楼有多个叫法，有叫“书记楼”的，有叫“小办公楼”的，还有叫“小洋楼”的。其实这楼很朴素，砖木结构，只因为书记县长在这办公，就显得有些神秘。

“凹”型的县委老大楼，历年来正面变化不大，两侧倒是变化不断。

“公检法”那一侧，面朝广场的东门最早封闭，象征着公检法的相对独立。他们在莘建路边上另开一扇大门，自成一片。

“粮商财”那一侧，也有一扇面朝广场的大门，多少年都开着。似乎表示，“主力局”永远与县政府一体。

“粮商财”那侧裙楼的东边，后来也开了一扇面朝莘建路的大门。倒不是“主力局”想干什么，而是“两办”（县委办、县政府办）工作不断强化：车子多了，小车班要扩大；年轻干部多了，宿舍要建设……小车班就是在这东门进出的。

（上世纪80年代，莘庄镇还是人们眼中的“乡下”）

整个莘庄镇，规模最大的建筑数莘庄中学教学楼。县机关老大楼只是由于它的地位，才有了一种“不言自威”的神气。这幢沉默干净的大楼里，有的是人气、官气、文气，唯独没有烟火气。政府食堂设在大院之外、莘建路之南。吃饭要走过莘建路。与堂堂办公楼相比，那食堂实在太土。它是本地一座“绞圈房子”，青砖、黑瓦、大灶、长桌。每每开饭时，长长的队伍里，总站着孩子和老人，他们拿着打饭锅子、盛菜饭盒。那是县里干部的家属。他们不做饭，在机关食堂搭伙。县里有不少“南下干部”，他们的孩子老人都说北方话，有的老太太还是小脚。

机关食堂样子虽土，伙食却是好的。若干年后，食堂迁入大院，就在老大楼后面，相距一箭之遥。每到饭点，干部就从各层楼涌下来，走过林荫道，去食堂排队。行走其间，有人丁兴旺之感。那时食堂与县农场、县牧场挂钩，菜蔬禽肉新鲜，价格也好。厚厚的一块红烧肉，五花肉做的，卷心菜打底，只卖壹角伍分。在食堂掌勺的，都是大师傅，每餐的饭菜都做得喷香扑鼻。进机关食堂吃饭是一享受，并非夸张。

大楼小楼，飘过许多历史风云，留下许多我尊敬的名字。有些人，我17岁当“联络员”时还见过，老书记老县长中有：萧少华、刘本裕、杜述古、朱思学；后来的，有陶奎璋、凌斯培、盛亚飞、郭祖光……

32年前找我去县机关老大楼谈话的，是县委书记凌斯培。他是一位老革命。在这短小的篇幅里，我不愿匆忙地写他。他是改变我人生的人。对于他，我有长长的话要讲。只因人们一提起老大楼，我就想起他。他在我心目中，跟老大楼是完全相融的。老大楼后来倒了，老书记的身影，却永远不倒。

彭瑞高，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作家。

著有《贼船》《东方大港》等多部长篇小说。《本乡有案》《叫魂》《逃匿者》等中篇小说获上海文学创作大奖或被评为年度全国最佳中篇小说；杂文和报告文学获中国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多部小说被译成英、俄、韩等文字出版。

1968年到1972年，在原上海县北桥公社黄浦一大队务农；1974年到1985年，在北桥公社担任乡村教师；1986年到2009年，先后在上海县委、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2009年后专事写作。

生逢灿烂的日子

口述/刘琼

整理/王艺锦

（撤二建一后，上海县机关大楼一度为闵行区公安分局办公场所）

对我来说，县机关大楼不是一幢建筑，而是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记忆。

从我记事起，就跟这幢大楼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父亲是县委机关干部，他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我们家住县机关家属楼，家属楼分为3片区域：机关大院、老四楼和新四楼，我家在新四楼，县机关大楼的斜对面。机关大院早已拆除不复存在，但新老四楼还在，都老旧了，今年初我还特地过去拍了些照。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年冬季，莘建路上忽然会热闹起来，原来一年一度的征兵送兵开始了，街上锣鼓喧天，乌泱泱一大片戴着大红花的军装男儿。

在县大楼西侧有个大礼堂，我们叫它“大草棚”，窗户是用竹竿撑起来的。我最喜欢门口的两棵法国梧桐树，经常就是把皮筋这么往树上一系，能跳出各种花样来。挨着县文化站，每每看到文化站门前人多了，我们就急着“打探”有没有电影或者演出，若是有，路口食品店里5分钱一包的盐津枣是必须买的，其实放的什么电影我已经记不大清了，但盐津枣的甜甜咸咸，却让人回味无穷。

我对县机关大楼一点不陌生，而且有种天然的亲近感，也许是爸爸在这里上班的缘故吧。跟着爸爸去那里，最好玩的莫过于大楼的木扶梯，很宽，从四楼滑到一楼，实在是刺激。楼梯的每一层转弯处面积很大，都放着一个乒乓球桌，我只知道每到中午台子是要抢的，打乒乓球厉害的人往往是我们崇拜的对象。

（图片源自网络）

大楼里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地方，不记得是2楼还是3楼，是一个会议室，里面有一台电视机。那时候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电视机的，我们家属楼里的人想要看电视必须到这里，天冷的时候就穿上大棉袄，戴上帽子、口罩、围巾，全副武装等在这里。只有两个台，中央台五频道和上海台八频道吧，节目只有新闻和电影，却已让我们这些大院的孩子很过瘾了。可平时电视机都会上锁，我从来不敢央求爸爸打开。

今年10月，我们家属楼的老邻居们搞了次聚会，有位发小回忆起机关食堂，说那是个雅致的私人花园，还有葡萄藤，我们这些“吃食堂”的孩子们有时早早到了，菜还没开始卖，就呼朋引伴爬上矮矮的围墙，看进出的人。其实在印象中县机关大楼的大门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森严，进出自由，当然那时老百姓们不会随意来这里的。

（莘庄钩针编结）

从机关食堂里的内廊直走，可以到中街，离泡水的茶馆不远，边上好像还有一家当时在莘庄算来最好的饭店，我有一位女发小说她那时一直有去里面大吃一顿的渴望。老街上总是有妇女们坐在门口，手里拿着钩针编结丝线，后来才知道编结工艺是莘庄的一大手工艺特色，现在成了上海市的非遗保护项目。老街边上还有条河，从北街过中街就是一座桥，桥下不远处是一个浴室，天冷的时候孩子们便会跟着父母们去那里洗澡，每次出来都感觉很爽。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娱乐生活很匮乏，电影、电视虽然有，也不是经常能看的，我们的信息来源基本就是听收音机。每天吃完晚饭，大家搬着凳子到某个邻居家，听“中央广播电台”，凑成一堆聊聊天。

住在老四楼和新四楼的，大人们基本是在县机关大楼里工作，虽说职务有高低，但相处很融洽，简单纯朴，大家往往都互称“老王”、“老刘”……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是见人就喊“叔叔”、“阿姨”。我爸爸当时是县委办主任，每次他带我进大楼时，总要求我同门卫老伯伯打招呼，连看到油印间的师傅，也必须要问声好。那时不管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孩子，还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子女，根本没有所谓“官二代”的概念。大家热热络络玩在一起，谁调皮过了头，都会被家长“吃生活”。

（新、老四楼如今还在）

在家里，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兄姐照顾弟妹，不会去痴缠忘我工作的父母长辈。父辈们的革命工作热情之高，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像我爸爸，往往都是我临睡了，他才刚刚结束工作回到家，再累也不忘走到我床前摸摸我的头。我们家住新四楼的2楼，有一回他赶材料到深夜，回来后半天开不了房门的锁，原来他错走到隔壁去了，差点被人当“贼”抓了，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我还记得爸爸有段时间经常要去浦东调研，每天是骑自行车来回的。其实不只是他这样做，那时的干部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特殊待遇，风里来雨里去，匆匆忙忙，工作热情却始终饱满。

我读完莘庄中学，考入了上海师范大学，机缘巧合，毕业后竟被分配到了上海县团委，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县机关大楼，成了这里的正式一员。后来有人问我是否如鱼得水，因为周围都是“熟人”啊！却不知正是因为这样，我被爸爸教育，强调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日我每天会起个大早，赶到办公室后抓紧时间拖地、泡水。这些都是父亲的言传身教。

在上世纪80年代，共青团组织的活动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而我一直觉得，正是那几年，大大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也为我今后走上街镇领导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实践中，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父辈们常说的“努力工作、团结同事、吃苦在前”的意义。

（现莘建路邮局）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莘建路，早已没有当年县城中心的任何感觉了，机关大楼的原址上建起了商务大楼和住宅小区。最近，我们曾经一起生活在机关大院，新、老四楼的家属和子女们建了几个微信群，还搞了几次聚会。当年的发小们再相遇，大家谈起过往的日子，有说不完的话。很多长辈也都乘兴而来，某个我已经叫不出名字的叔叔紧握着手中的照片，甚是激动和兴奋，说自己又找到了“组织”，更希望我们这些小辈每年都要举办这样的聚会！是啊，生逢灿烂的日子，如果不是县机关大楼，没有老四楼、新四楼，哪来这般浓浓的邻里情深？

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是，父亲退休后没几年，不幸因病去世了，到今年正好是20年。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积劳成疾所致，但他对工作的高度投入，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为人处世的低调和朴实无华，同时对家庭对子女的关爱，却对我的人生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