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市盲童学校至水城南路虹桥路公交车站，不到500米的距离，一对盲人夫妇需要经过哪些“险情”？为什么他们会说：“对盲道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躲在推拿室里的技师又为何不敢出门？

■上海市盲童学校。本文摄影 吴艺璇

“路上隔离桩水泥球比较矮，盲杖错过我们直接就摔倒”

陈天伦（化名）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英语老师，5月11日下午3时许，他和妻子拿着红白相间的盲杖，手拉手走出盲童学校。他们将搭乘公交车去中山公园彩排演出，为本周日全国助残日的阿卡贝拉合唱做准备。

刚走出校门口，陈天伦被一位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叫住。原来，陈天伦的书包拉链忘了拉，在家长的提醒下，他停下脚步将书包前袋的拉链关上。夫妻俩又继续往东沿虹桥路走去。

从盲校到水城南路公交车站，醒目的红色盲道基本畅通。这条路陈天伦和妻子天天走，行走的速度不亚于旁人。从盲童学校出来的那段路比较窄，路旁设有绿化带。迎面走来一位带小孩的行人，夫妻俩放慢脚步，行人侧身留出人行通道，让两夫妻先行。

到了虹桥路虹许路公交车站，人行通道变宽，但盲道变得有点绕。陈天伦和妻子顺着盲道绕过一棵行道树，直行五米后，陈天伦和妻子的盲杖几乎同时触到花坛壁，齐步向左转绕过前方障碍物，继续行走。“这条路比较绕，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不方便的。”

■陈天伦夫妇沿盲道走，右边停车桩林立

盲杖和地面接触发出“嗒嗒嗒”的声音，陈天伦和妻子聊着天，步调一致。虹桥路上的商铺不多，但间隔设有几处三面缘石坡道，坡道上是没有盲道的。一走到缘石坡道，陈天伦和妻子行进的路线就有些偏移。回到人行道上，陈天伦用盲杖探一探路，又跟着盲道一路直行。

路过水城路地铁站后，盲道附近的共享单车数量开始增加，走在左边的妻子险些与突出半个后轮的单车碰擦。再往前走，就到水城南路虹桥路路口，走在右侧的陈天伦用盲杖探到了右边的停车立桩，他们步履变缓。“路上隔离桩，水泥球，本身比较矮，如果正好错过了，盲杖探不到，我们直接就摔倒了。”

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士注意到了陈天伦夫妇，往前走了两步又折回来，把手搭在陈天伦的右手边，准备带他们过马路。

“哪天不被共享单车绊到，才是件神奇的事”

陈天伦在虹桥路一带生活了近20年，由于附近有盲童学校，盲道修建相对比较完整。平时走马路上，会遇到暖心市民，却也时常出现“定时炸弹”。

“几乎每天都有，哪天不绊到那才是一个神奇的事情。”陈天伦坦言，停在白线内的共享单车有时会突出来一点，路过就很容易碰到。但这是比较好的情况，在车站附近乱停放的共享单车，才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在盲校至水城路地铁站之间，少量的共享单车零星停放在路边，虽然盲道紧贴着车道，但陈天伦和妻子并没有受到影响。不过，这仅仅是盲校附近的现象。

“身上有乌青块很正常，尤其是夏天，穿得比较单薄。”陈天伦的妻子说，他们平时走路速度不快，不太容易摔倒。但他们的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某个雨天他在静安寺附近，一手打伞一手拿着盲杖，被扎堆在盲道上的共享单车勾到，摔倒后整个人压在单车上。

■为躲避共享单车绕盲道而行。

人行道上非机动车逆行，一直让陈天伦心有余悸。有一次，他的盲杖被逆行的共享单车轮轴夹断，事后却遭到了逆行行人的指责。“也许是没有看到吧，我们只能从好的方向想。”

陈天伦和妻子都觉得，共享单车骑行人并不是有意占道，只是没有盲道意识。“他们就是随手方便，不是故意。其实盲道被占用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并不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

其实，有无盲道还是有区别的，它能告诉盲人正走在路中间，不用担心走在车道或踩进花坛。而在没有阻挡的情况下，盲道至少能保证盲人走在一条直线上，“至于什么时候打弯，这都不是仅靠盲道的功能解决的，无障碍出行的措施还有很多。”陈天伦说，他们期望的是一种合理的便利，不能让自己便利却给他人带来不便，毕竟走在路上的不只有盲人。“只要大家遵守规则，就会方便很多。”

“信任度急剧下降，不敢出门”

陈天伦和妻子是盲视人群中出门频率较高的，然而，现在走在路上的盲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对盲道极度不信任，很多人都不敢出门。”他说，一些盲人按摩的推拿师，就很少在公共场合出没。

大学路一家盲人按摩的推拿师林建，可以在推拿室里呆一个月不用出门。2002年得了一场高烧，住院12天后他的身体仍未见好转，身上开始长出奇怪的毛。当时，患上脑膜炎的他记忆力严重衰退，甚至会把几个家人给弄混。从那之后，他眼前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暗，14岁的林建过上游手好闲的日子，还学会了抽烟。

15岁那年，林建借着眼睛能感受的微弱光线，跟着叔叔从老家贵州到广东打杂，一个月工资350元，外加180元的生活费。但这点钱对于这位烟瘾少年而言微不足道，“那时候别人抽4块5的白沙，我偏要抽6块的红双喜。”林建说，那时的他“把自己整死了”：“现在你给我100块我也不会抽。”

■盲人按摩的技师休息室。

林建“改邪归正”是在2009年学习推拿之后，因为担心在顾客身上留下气味，他彻底戒烟了。2014年，林建来到上海，四年后，他当上了推拿室的技术总监。最多的时候，他一天会被点9次钟。

林建工作的地方有三个推拿间，还有一间休息室，放着两张架子床，一张堆放推拿室的生活用品，另一张空出一个下铺。这是技术总监特有的床位，其他技师都只能在按摩床上睡觉。

然而，林建的“骄傲”却只限于这不到几平米的盲人按摩店，离开这里，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他和其他盲人技师一样，谨慎又胆怯。

“大学路这段我熟悉了，走得多点，像她基本上不出门。”林建指着旁边的女技师春兰（化名），春兰说，她可以一个月不出门，来上海以后，她从未独自外出。年轻的小伙儿黎亮（化名）也不例外，不敢一个人走在街上，又担心随人外出太麻烦，“出去也没什么意思。”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说话的时候总是咧着嘴笑。

比起盲道，不敢出门的盲人推拿师“更信任自己的盲杖”，盲童学校的陈天伦和妻子谈起盲道时说：“信任度急剧下降。”

上海的盲道建设，为什么会让使用者失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