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警示的一点是：硅谷不是可以‘复制’出来的，下一个硅谷是依靠创意和想象力从自身的基础出发加以再创造而产生的。只有创新者—不是‘模仿者’—才能创造下一个硅谷。”《硅谷百年历史》中这样说。
在旧金山最大创业聚集地SOMA的南区（South Park)公园里，刘畅手拿一杯咖啡，坐在公园中间的一条长桌旁，在他四周一圈的建筑中，“藏”着美国新兴科技公司、以及老牌风投公司的总部或分部，这里是硅谷的“新中心”。
3年前，刘畅离开华尔街，加入硅谷的一家荷兰金融科技公司Adyen。当时，这家公司只有30个人，刘畅是唯一的中国人，当然也是唯一的上海人。谷歌、Facebook、Uber……都是Adyen的客户，很多中国企业出海也借助Adyen的金融支付平台，2017年Adyen全年处理的交易额是1080亿欧元（人民币8400亿元）。
1个多月前，Adyen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IPO上市了。公司市值，从刘畅加入时的15亿美元，增长到160亿美元。
去年冬天，刘畅从硅谷回了一次上海，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校友会。“上海的大企业风气还是更重，更看重要金融、世界500强企业。”刘畅也曾考虑回到上海，不过最终还是选择留在硅谷，毕竟他已准备和另一半在硅谷买房子了。
刘畅的观望，在硅谷不是个案。
硅谷和上海之间有着9000公里的物理距离，这个距离客机开足马力不过是10个小时的飞行就能跨越。
但是在物理距离之外呢？上海和硅谷之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中，还有多远？
■刘畅接受晨报周到记者的采访
源头：一个教授距离创业有多远？
不久前，硅谷的一则传闻引发人工智能界的小骚动：人工智能科学家李飞飞将卸任谷歌云首席科学家一职，重返斯坦福大学任教。
■斯坦福大学
这则消息很快被认定为“假消息”，李飞飞澄清说，在美国学术休假是一个正常的安排，是产学研的一个很普遍现象。所以一名学者结束学术休假重回学校很正常，并不意味着离职。
学术休息(Sabbatical Leave) ，起源于19世纪末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及其对教师国际化的需求，后被证实在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促进科研创新能力，提高教师队伍士气，缓解教师职业倦怠等方面有明显功效。
“担任教授6年之后，有机会留职到企业去看看，这个算是教授的福利。这期间，你甚至可以拿到任教期间50%甚至80%的薪水。”流利说硅谷实验室负责人刘扬告诉记者。
刘扬此前在德克萨斯达拉斯分校任教，2011年在谷歌总部担任访问研究科学家时，她仍保留教授身份，结束后也一度继续回到学校。
在她看来，美国大学不仅鼓励老师与业界接触，也鼓励学生创业。“学生的创业项目，通常会拿到学校的资金支持，一开始不多，比如5万美元，接下来看后续发展再决定是否投入。”
在美国，教授、学校和企业的关系很“亲密”，距离创业或创业者的距离，也并不遥远。
上海张江的DF Robot 创始人叶琛每年都会到硅谷，参加硅谷的Maker Fair，这是创客的盛宴。
“你能看到那些面孔，一看就是学校的学生。”叶琛说，这些学生的产品，最初看上去似乎很简陋，5年过去，竟然变成一个很像样的公司。比如Particle ，一家2011年在旧金山创立的公司，2012年、2013年时，这家公司Maker Fair的展台，就在叶琛公司DF Robot的对面，2个学生模样的人坐在那里。短短几年过去了，Particle这家做物联网的初创公司，其平台已聚集了14万开发者，8500家公司使用公司平台开发，连接全球上千万物联网设备。
叶琛说，硅谷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概率更高，这跟整个机制相关，学生如果有很好的想法，第一笔天使投资，很可能就是来自大学的教授。
的确，硅谷的这些教授们，不仅有着足够的专业判断，同时与工业界的广泛联系又使得他们对于商业前景能有不错的判断，再加上他们对于自己学生的了解，的确有着天使投资最佳的条件。
"当然，近几年，上海在产学研方面也在大胆尝试，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还需要走得再深入一点，形成一种氛围，促进人才流动。"叶琛说。
当然，上海的教授们，和业界走得越来越近。比如今年7月，上海科技大学刚刚与人工智能企业旷视科技成立上海科技大学-旷视科技联合实验室，旨在围绕计算机视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合作。去年9月,上海交大与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宣布共建“深度学习与计算机视觉”联合实验室,双方在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视觉方法与技术、深度增强学习原理、深度学习实用技术等研究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现阶段，让教授成为风投家不太可能，但从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开始，让更多的学生一开始就多维度跟商业化、产业化对接，这也许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缩短学界和业界距离、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一条必经之路。
环境：从“店小二”开始，孕育创新基因
创新，从基因变成现实，这需要时间的沉淀。
在硅谷圣何塞的市政厅大楼18楼，门口接待处和进入办公区的走廊墙壁上，挂着十几幅1米左右的大相框，上面展示这个城市酒店行业的发展史。
圣何塞被认为是“硅谷之心”，世界知名大型高科技公司苹果、英特尔、雅虎、惠普、谷歌等都云集于此。
“圣何塞的酒店业，是城市进化和认同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历史学家Charlene Duval这样写道。圣何塞在18世纪中下旬和19世纪中旬之前的100年多年时间里，随着移民的涌入，圣何塞充当了"供应中心"的角色，从一开始的酒店住宿，到后来的娱乐、酒吧、零售商店……1869年接入横贯大陆铁路后，圣何塞成为客流和物流的中心，开始变成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加州移民潮，圣何塞不断长大，适应新人口的需要，这为它成为创新中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样的历史，让“硅谷之心”圣何塞成为最包容的一个城市。有过这样一个比较：在欧洲，不穿西服不打领带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雇员；但在加州，亿万身价的人也是牛仔裤加T恤衫。从圣何塞开始，加州就是一个嬉皮士诞生的地方，骨子里带着随意、叛逆，同时也有友善和服务意识的传统。
这，成为硅谷创新精神的源头。
就像《硅谷百年历史》写到的那样：硅谷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试验田，然后才是科技和创业精神的试验田。
上海这座城，自开埠以来，就是“世界级商业城市”，是中国最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善于接纳国际资本、人员和思想，对世界也充满了好奇心，对新事物始终保持开放。
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再看上海的创新，也许有新的启发。
“上海提出了政府要充当‘店小二’，这个对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很重要。” 商汤科技总裁张文在北京、成都、深圳跑了很多，他说，“在上海，员工的生活成本、户口问题门槛高，对一家创业企业而言，人才成本不低。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科技桥头堡，可能还需要有更大的突破，甚至在扶持高科技企业时，可以‘激进’一点。”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巡视员王思政则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上海引入了一个顶尖专家，助手跟了他20年，专家说很多想法是通过这个助手实现的，“你说助手是不是人才？当然是！上海就给同样的待遇。实际上，上海在很多方面进行了突破，服务改革的力度很大。”
在人工智能的蓝海中，上海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挑战。王思政说，比如人工智能的原创和基础领域，我们和美国之间还有差距；上海在人工智能芯片领域，比如算法芯片、类人脑芯片的开发，还需要努力；数据共享方面，上海强调数据“一网通办”，就是为了破除信息壁垒、消灭数据孤岛，让更多企业使用，产生更多创新；还有注意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的完善，另外发展人工智能的思路也跟以前也很不同，是跨界融合的，比如金融，就是IT+金融，跨界复合的，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挑战。
不过，王思政也坦陈，十三五规划，我们把鼓励创新文化写在里面，“但我们不能急功近利，硅谷人工智能发展了60多年，不是一跃而成的，走到今天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王思政说，有时我们热得快，其实不能太着急。“这一波人工智能，上海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要下苦工夫。”
当服务和宽容的意识，从顶层设计向底层构架渗透时，“创新”的种子也就种下了，随着时间沉淀，将越来越进入城市的血液之中。
效应：巨头是人才的吸收器
在硅谷，房价也在继续上涨，交通有时甚至比上海还要拥堵，那里有种声音说要逃离硅谷，但对很多人而言，不管是在美国呆了10年以上的专家，还是即将毕业的学生，硅谷仍然是一个“诱人”的地方。为什么？
“有人从硅谷离开，成本是一个原因，最重要还是要看项目定位。”流利说负责国际商务的王楚涵，曾经在风投公司GGV工作过，对各个行业相对了解，“如果你的产品是给消费者用的，那应该到消费者更多更密集的地方，硅谷的匹配度可能低一点。但是，如果聚焦在最基础和前沿的技术，那还是应该留在硅谷。”
“硅谷那里房价上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高科技企业发展IPO上市，诞生了很多富豪，这些人让硅谷房价上涨。但在美国，如果住得稍微远一点，房价就可能比中心地段的低一半。”商汤科技总裁张文说，大企业对产业链的带动效应很大，就像杭州的创业氛围能起来，是因为有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北京最初的创业氛围好，还是因为百度；深圳有华为和腾讯。在人工智能时代，上海要培育这样的巨头企业。
■硅谷老板们享有的私家休闲俱乐部
人工智能时代，上海引入了很多顶尖专家学者，但仍然面临一些小尴尬。
“公司总部，早从上海搬到北京了。”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家公司创始人早年在谷歌工作，之后回到上海，2012年创业成立了这家人工智能公司，3年后搬到北京。为什么搬离上海？“上海成本太高，招人太难。”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邱锡鹏说，人工智能的一些细分领域，比如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现在只要有大量标注数据，加上算法，基本上是比较通用成熟的东西。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把这些技术和模型应用到各个行业中去，与行业磨合。“对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特别顶尖的人才是需要的，但是中端人才更需要。我们跟很多企业接触，发现他们对人工智能一般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但供应层面无法满足。”
“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比如依图科技，前几年只有200、300人，去年达到800人，今年增长到1600，都是翻倍增长的，大家都在互相挖人，全国甚至全球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巡视员王思政说，“就这么几年的时间窗口期，人才培养跟不上，即使把学校相关专业的人都招进来，也是不够的。我们高校在基础课程的设置，需要教育部批准等程序，但其实市场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前面。相对而言，美国高校的课程机制，更加市场化。”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提到，要打造近悦远来的国家化人才集聚新高地，“积极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天地，着力在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上下功夫，帮助解决居住、子女教育、医疗等人才关切的实际问题，让上海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实现梦想的热土。”
这，需要一点时间，就像上海引入特斯拉，开放和“激进”的尺度，也在一点点改变。
不过，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在谈及上海时，不再仅仅会想到世界500强，而是会想到某家人工智能巨头。那一天，或许刘畅们不是已经回到上海，就是在从硅谷回到上海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