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1984-1989作品集》中，收录了李宗盛词曲并演唱的《和自己赛跑的人》，歌词中说道——

亲爱的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 你超越自己……

最初听到这首歌的内地歌迷，都非常好奇：Landy到底何许人也？

Landy，即张培仁，李宗盛在滚石的同事。

1990年代，张培仁在内地创办魔岩唱片，将窦唯、张楚、何勇等摇滚歌手推向大众市场。

对上海歌迷来说，张培仁的名字并不陌生。

早从1993年开始，张培仁就应“音乐万花筒”（前身为1981年创办的“上录音乐万花筒”，1992年更名为“音乐万花筒”）之邀，每周三晚推出“滚石音乐杂志”专题节目。 这也是内地首档由台湾专业人士担任主播的电台专题，其质量和视野都是空前的。只可惜由于张培仁的身份，这档节目只做了一年，就戛然而止。

直到2014年，上海歌迷才与张培仁再度重逢：由李宗盛任主席、张培仁任策划人的简单生活节，从台湾办到了上海，并迅速成为内地歌迷的年度文化盛事。

是生活节，而不是音乐节。因为李宗盛和张培仁，更致力于推广一种从心出发、化繁为简的生活方式。

套用一句流行语，我们的气质里，不仅藏着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还有，我们听过的歌。

那是属于时间、无法重来的千千阙歌。

1992年，《红太阳》创纪录上海打造了中国音像出版史销量冠军

1991年，时任中唱上海编辑部主任的冯海宁到广州参加出版订货会，在逛街时惊讶地发现，很多广州司机都在车上挂着毛主席像。

冯海宁

在这个全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有这么多人用这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在怀念毛泽东，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快速运转了十多年之后，好像又有一些怀旧的感觉流出来了。

那个时代的音乐我们当然都很熟悉，但一直都只是在民间流传，都没有像唱片啊、磁带啊这样可以随时拿出来听的介质。

回到上海后，冯海宁向公司提议用现代感的节奏和曲风来重新演绎红色歌曲，获得通过，《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由此而来。

冯海宁回忆说，整张《红太阳》的制作成本只有4万块钱。

中唱请了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作曲家金巍负责编曲、指挥，因为专辑在北京录制，因此邀请的10位歌手都是北京地区的当红歌手，包括李玲玉、孙国庆、屠洪刚、范琳琳、朱桦、井冈山等。以这些歌手的年龄，他们小时候都听过、唱过红歌，整个录音过程非常顺利。

1991年底，《红太阳》正式发行，立刻风靡大江南北，3个月内销售量突破了300万张，并最终创下720万盒的惊人销量。

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音像出版史的新高，而且随着音乐介质的更新换代，基本上也没有被超越的可能了。

冯海宁称，当年满大街的盗版，对《红太阳》的销量冲击很厉害，否则销量还不止于此。

冯海宁《红太阳》北京录音间

我们遇到很多乐手，他们都说这盘带子救了他们，国内很多家唱片公司都跟风做类似的选题，他们活儿都接不过来了。

即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红太阳》的流行并不是因为“旧”，而是因为它的“新”。无论是是曲风、配器还是这些实力派流行歌手的演绎，都焕发了新的时代感，使得这些歌曲跟老一辈歌唱家的演绎截然不同，是名副其实的“新节奏”。

冯海宁特别提到《红太阳》备受年轻歌迷的欢迎。

这张磁带用通俗唱法唱红歌，让原本对红歌有点生疏的年轻歌迷，对红歌有了全新的认识：哦，红歌原来还可以这么唱，一点都不生硬呆板。

《红太阳》的热销，也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有意思的是，很多海外华人纷纷写信请内地的亲朋好友购买、邮寄这盘卡带出去，很多海外华人甚至在婚礼上使用《红太阳》的音乐。

对这批早年出国的海外华人来说，流行歌曲听得多了，但经过重新包装的红歌，能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这点在国内外都是相通的。

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唱总公司、中唱上海又策划出版了《世纪歌典》20CD套装、《神州踏歌60年》、《共和国的足迹》等一系列红歌唱片，可以说是延续了《红太阳》的余热。

1994年，朱哲琴《阿姐鼓》获海外音乐奖项最多的中文专辑

随着内地与港台地区以及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版权问题开始凸显。尤其是199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颁布，港台原版唱片得以通过合法渠道大量引进内地，使得1980年代依靠翻唱起家的众多音像公司风光不再，必须另外寻找出路。

《红太阳》的热销毕竟只是特例，歌坛的生命力，必须是原创。

艺术样式是可以共通的。

紧随“寻根文学”的火热，中国流行音乐第一次自发集合形成的文化现象，或者原创热情，就是“西北风”。1987年程琳《信天游》，1988年电影《红高粱》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以及《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山沟沟等》都曾经传唱一时。但因为审美风格单一，并且与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发展不相匹配，这波“西北风”只吹了一两年就告偃旗息鼓。

直到1993年央视春晚，毛宁唱着《涛声依旧》横空出世，这首歌不仅开创了1990年代广东歌坛的高峰，也宣告了中国流行音乐原创力量的重新崛起。

毛宁和杨钰莹被以“金童玉女”的组合方式推出，让歌迷和唱片公司见识到了“歌手包装”的惊人效果。

就在同一年，卸任滚石副总、创建魔岩品牌、侧重推动内地新音乐发展的张培仁，与徐冰一起策划，在上海电台主持推出《滚石音乐杂志》，除了播放音乐，还请台湾地区的歌手、制作人、企划、文宣等唱片工业里各个工种的人担任嘉宾，详细介绍一张唱片的由来。

徐冰

比如他谈到齐豫1993年的英文专辑《藏爱的女人》，指出齐豫专程赴莫斯科与俄罗斯交响乐团合作，才有了专辑中令人惊艳的弦乐部分；比如与黄舒骏对谈时，黄舒骏直指

内行人来看现在（台湾地区）唱片业的运作，就是艺人背着企划的理念出现”，而内地唱片公司还没有“企划”的概念。

“滚石音乐杂志”，以及滚石公司对人文的重视，对企划的精准把握，都成了内地唱片从业人员教科书般的存在。

1994年，以《同桌的你》为代表的校园民谣热，使得该年度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原创大年。制作人黄小茂在专辑《校园民谣1》中，就参照滚石做法，写下煽情的企划文本：

这盘专辑中的歌，都是曾经是校门里的人和已经走出校门的人自己写的。每一首歌的后面，都有一个平凡美丽的小故事发生过，每一首歌都是他们自己的青春纪念……

整体包装和创意企划的理念，催生了我国第一张真正走向世界的专辑。

1994年，上海音像公司投资百万元，邀请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何训田担任音乐总监，为朱哲琴量身定制了《阿姐鼓》。这张专辑在56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成为国际音像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专辑，并获得了多个国际音乐奖项。

还是1994年，“音乐万花筒”推出“中国原创音乐榜”，这是内地流行音乐的首个“原创榜”。

徐冰  1994年徐冰在“中国原创音乐榜”新闻发布会上

加上1993年10月开播的“东方风云榜”，两者共同成为内地原创生力军强有力的推手。

在这股空前汹涌的原创大潮中，上海陆续推出罗中旭、周冰倩、王焱、高林生、李泉等打出原创标识的歌手。但徐冰、冯海宁、张磊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上海推本土原创的力度和成绩，与上海的音乐媒体、唱片工业、发行市场等的发展相比，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冯海宁认为，这跟整个团队运作很有关系，

跟北京和广州不同，上海好像没有抱团发展的习惯。从媒体到唱片公司，从制作到歌手，各方面的因素都分散开来，没有形成合力。

徐冰则认为，还可以从上海特有的“码头文化”来进行讨论。

当时国内已经形成了到北京做创作、到广州做包装、到上海做市场这么一个共识。上海是最好的文化码头，我们见识过最好的文化产品，有最高的眼界，但那时确实缺乏要推本土原创、要做文化‘源头’的意识。上海现在正在补这一课。

2000年，罗大佑演唱会上海的“规矩”和“市场”意识获得认可

但毫无疑问，上海有全国最好、最规范、最包罗万象的唱片产业和音乐市场。海内外的唱片公司和歌手，要发新歌、要推周边产品、要开拓市场，一定不会错过上海这个码头。

至今还在年轻人当中大受欢迎的卡拉OK，最早就是在上海出现的。

1988年6月，贵都大饭店的“黄楼卡拉OK厅”正式对外营业，1989年举办的“黄楼卡拉OK大奖赛”，吸引了全国两千多人报名。

之后，1990年代以“钱柜”为代表的KTV模式、21世纪以“好乐迪”为代表的量贩式KTV模式，最早都是从上海开始试水。

徐冰说：

卡拉OK的普及，可以说是流行音乐被大众娱乐化的最直接表现形态，这也改变了音乐传播的生态。以前唱片公司是通过主流媒体、通过排行榜、通过唱片销量观察市场风向，卡拉OK提供了另一种传播手段，能在KTV获得高点播率的歌曲，一定是有市场号召力的。

当然，现在还有了广场舞，甚至商场音乐、地铁音乐、高铁音乐，这些都成了音乐传播的渠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上海人一直引以为荣的“规矩”意识和“市场”导向，使得他们在与港台或者国外公司打交道时，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这点，在流行音乐发展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1989年，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央电视台文艺栏目《九州方圆》突然连续播出了3期专题片，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声》，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重要事件。《潮》中介绍的张雨生、王杰、姜育恒、黄莺莺、小虎队等歌手，都出自当时台湾地区整体实力可以与滚石分庭抗礼的飞碟唱片。

《潮》推出后，内地又出现新一轮的盗版潮，也有很多唱片公司向飞碟抛出了橄榄枝。

最终，飞碟看中上海音像公司在经营上的正规和守信，将旗下歌手作品打包交给上海音像。

19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唱片产业创下前所未有的顶峰。

徐冰 1993年上海电台春节大联欢直播，节目监制徐冰给主持人新宁、肖亚提词

1995年，中唱与上海声像、上海音像三家唱片公司的年度产值超过10亿元，占全国一半以上的份额。EMI百代、滚石、索尼、华纳、环球等唱片公司纷纷选择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成立合资公司。

除了唱片工业，上海的演唱会市场也如火如荼。徐冰笑言，如果要评选“40年中国流行音乐大事件”，2000年的罗大佑上海演唱会肯定能够入选。

这一年的9月，上海有三位巨星演唱会在八万人体育场上演：9月8日的罗大佑，9月16、17日的张国荣两场，以及9月29日的李玟。

如果论热度，在此之前只有音乐作品进入内地的罗大佑，可能比不上有多部电影作品的张国荣和正当红的李玟。演唱会主办方一度犹豫不决，担心张国荣会抢走票房。

为了促成这场演唱会，罗大佑大手笔签下了与主办单位共同承担风险的演出合同。

众所周知，这场演唱会成了2000年的年度文化盛事。从北京到广州，有超过5000多名外地歌迷专程赶到上海，全场4万多名观众共同见证了罗大佑的内地首秀。

此后经年，这场承载了一代人青春、理想、爱情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唱会，仍被津津乐道。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场演唱会打破了之前内地歌手只负责表演和领取固定出场费、不负责市场的惯例，为演艺界的市场化经营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流行音乐市场的另一载体——音乐节，在上海也走出了全新模式。迄今为止，在北方城市，是“迷笛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双分市场；而在上海，由李宗盛和张培仁联合打造的“简单生活节”，结合了音乐舞台、创意集市、名家对谈等要素，已经成为上海颇具分量的文化活动之一。

2005年以降，霍尊、薛之谦的两条路细分市场成为流行音乐发展新趋势

2005年湖南卫视第二届“超级女声”，成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又一个分水岭。粉丝与网络的力量叠加，“全民造星”的活力喷薄而出。

到了这一时期，能让一首歌、一名歌手脱颖而出的，可能已经不只是作品的质量本身，而要靠更多重的推动力。

在冯海宁看来，现阶段能够脱颖而出的，一定是有个性、有辨识度的歌手。

2003年，冯海宁在上海成立环球天韵公司，先后成功推出的萨顶顶、韩寒、黄龄、霍尊等签约歌手，都符合她本人的这一预判。

萨顶顶的《万物生》，是近年来上海推出的最有特色的专辑之一。

在收歌工作接近尾声时，冯海宁发现这些作品还缺乏一定的“厚度”，于是请来打造过《阿姐鼓》的何训田，为萨顶顶创作了《神香》。《万物生》还利用环球唱片的国际化优势进行海外发行，萨顶顶于2008年凭借该专辑获得英国BBC世界音乐大奖“亚太地区最佳音乐人奖”，大大提高了这张专辑在国内的销量和知名度。

黄龄刚签约天韵的时候，并没有突出的个人特色。

一个偶然机会，冯海宁去王厂长的上海288酒吧，听到孟楠唱了一首《痒》，当即决定买下来交给黄龄唱，之后孟楠又为黄龄写了《软绵绵》，冯海宁拉来常石磊写了《嗨歌》，收进黄龄的个人专辑《痒》，从而确立了黄龄的“名伶”风格。

说到近几年来上海涌现出来的年轻歌手，徐冰认为两个最有代表性：霍尊和薛之谦。

2014年，霍尊凭借一首原创中国风歌曲《卷珠帘》，成为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第一季冠军，“古风”成为他的标志性特色。

薛之谦则走了另一条路：前期当歌手时半红不紫，于是去开火锅店、女装店来贴补音乐创作，并以微博段子手和综艺咖的身份获取大众关注，转而带动了歌曲走红。

在徐冰看来，霍尊和薛之谦的走红，尤其是后者，符合了以90后为主的消费群体两大特征：次元文化和流量经济。

现代传播手段和平台越来越多，但落到具体每个人头上，他们能够获得的关注其实越来越窄化。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出现以前那种全民皆知、老少咸宜的作品了。

一个歌手只要能占有某一个角落、打动某一个群体，他就算是成功了。比如赵雷这样的民谣歌手，比如上海的一些沪语歌手和乐队。

那么，“成者为王”是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业内人士又如何看待网红歌手？

徐冰表示：

我们更看重他本身是不是一个音乐人，他在音乐上的支撑点在哪里，努力和突破又在哪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下的很多歌手和明星，会发现他们都是很欠缺的，娱乐人、综艺咖的色彩超越了他们原本的身份。

像薛之谦，他的歌曲是不错，但远远没达到他现在的受欢迎程度，他的走红更多的是网红、综艺节目带过来的，并不是音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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