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小吃过不少苦吧？”

几乎每个刚开始知道程莹身世的陌生人，都会忍不住这样问她。带着关心，当然，也带着……好奇。

手语翻译程莹小姐，上海女孩，23岁，她的父母都是聋人。

可能外人一听说我是聋人夫妻的小孩，家境又很普通，就立刻觉得这肯定是一个苦孩子的故事，或者起码是经历过很多艰难困苦的故事。但真的不是耶，我觉得我一路走过来，都还蛮正常的。

“那……有没有抱怨过某种命运的‘不公平’？”

真的没有。我从很小就知道要帮助父母，要独立面对很多事情，那时候还小嘛，不知道居然还可以抱怨，还有抱怨这个选择项。等到长大了，听过了周围很多同龄人的抱怨，发现抱怨真没什么用处，于是就更加不喜欢抱怨了。

同龄的小姑娘还在撒娇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

程莹的爸爸生于1967年，妈妈生于1970年，两人都是在三四岁的时候因为打针意外致聋。当时全社会能够提供给聋哑人群的教育条件有限，程妈妈还上过高中，程爸爸则只读到初中。

在程莹的记忆中，父母是上海最普通的基层工人，社交圈子非常窄，除了两边亲戚，平时交往的都是聋人朋友。不过，父母并没有像很多聋人朋友那样，把唯一的女儿交给老人抚养，而是坚持带在自己身边。爷爷奶奶为了照顾孙女，搬来与儿子一家同住。

“我们这群人，有个俗称叫CODA（Children of Deaf Adults），意思就是聋人父母的小孩。很多CODA都是被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老人觉得孩子不能跟着聋人父母生活，觉得这样没法学习语言，还有老人觉得小孩子比比划划的，带出去很没面子。其实现在想想，这不也是所谓的双语环境吗？如果中外联姻家庭的小孩可以同时学两门语言，CODA也可以同时学习说话和手语呀。”

爷爷奶奶的手语并不熟练。从记事开始，小程莹就是父母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通道。一家三口出去玩、进菜场、逛街，父母都会把程莹往前推。

当同年龄的小姑娘还在撒娇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我要学着去解决父母碰到的各种问题，最简单的例子，我很小就知道爸爸妈妈提到的哪些事情最好不要传给爷爷奶奶，反过来也是一样。

小程莹并没有觉得，这样的家庭有什么不妥。进入小学，她就直截了当去跟老师说，她的父母无法来开家长会，老师在知道了她的家庭情况后表示了理解。初中时程莹当上了班长，经常领着小伙伴来家里玩，碰到父母在家，就跟小伙伴们说一句：“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会说话。”也并没有小伙伴表现出过度的惊诧。

但外人对这个家庭，还是充满各种在礼貌范围内的好奇。程莹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不止一次有小伙伴问她，为啥她家的钱能这么够用？

程莹说，刚开始她还挺奇怪，同学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再大点就明白了，在他们心目中，像她这种家庭出来的小孩，应该非常困难、没什么零花钱才对。但程莹从小并没有经济上的压力，父母给她非常自由宽松的家庭氛围，只要是她需要的，从文具到零食，他们都愿意满足我。尤其是程妈妈，性格很开朗，很少向人诉苦。

因为小时候打针致聋的经历，程莹父母最害怕的就是女儿生病，尤其对打针吃药有一种本能的恐惧。程莹10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妈妈毅然选择下岗回家，专心照顾女儿。“小时候我每次打针，我妈妈都要问一大圈，确定这个针可以打吗，打多少合适。外人很难理解那种心有余悸，他们是真的害怕同样的命运再落到我头上。”

听人对聋人的无知，真的就像歌里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父母在学业上无法给到程莹什么帮助，但也没有给过她什么压力。

初中毕业，程莹上了中专，学会计专业。18岁从中专出来，程莹在继续上学和上班之间犹豫过一阵子，然后决定边工作，边读夜大。

直到正式踏上工作岗位，程莹才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同龄人相比的优势所在。“毕业后我做过一段时间财务，一起进单位的有好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同事，也有本科毕业生。他们遇到问题就很容易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干嘛，该从哪里做起，被批评了就很爱抱怨。我的长处可能是比较有条理，愿意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悄悄地跟着学。对，我也很少会胆怯，你想从小出门就是我来负责问路的。”

正是在此期间，父母以及更多聋人在生活、就业方面遇到的困境，进入了程莹的视野。“像我父母这代以及更年长的聋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绝大多数文娱活动都没法享受，最喜欢的就是出去旅游。我父母遇到过好几次，旅行团的领队没法听懂他们，行程安排得不令人满意。进博物馆，没有聋人服务，只能看个热闹。我父母的聋人朋友出去还被人骗过，50块钱的门票，导游收他们100块，他们都没法去跟人家理论维权。”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仅在上海共有残疾人40.13万人，其中听力残疾占9.82%、言语残疾占1.02%，也就是说，有超过4万聋/哑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手语。

与之相对的，是绝大多数听人（相对聋人而言）对手语和手语体系的认知缺失，以及对聋人抱有的不自觉的歧视，“真的就像歌里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以被认为是“聋人福音”的电视新闻手语翻译为例，除了屏幕太小外，很多聋人都反映他们经常看不懂手语翻译的手语。

电视台请的手语翻译都是听人，他们的手语系统跟聋人不太一样。比如听人手语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而聋人手语包括手各种词组和意译；再比如，受播出限制，手语翻译的面部表情要求非常平和，但聋人的日常手语中还包括大量面部表情。

程莹的一位朋友，曾经为一场婚礼担任过手语翻译。“这场婚礼的夫妻双方都是聋人，也请了两桌聋人朋友。双方家长为了场面好看，要求手语翻译站在这两桌聋人来宾旁边，专门翻译给他们看。台上的新郎新娘，全程什么也听不到，只能跟着司仪的手势做动作。你说家长不爱子女吗？或者他们请的客人不知道这对新人是聋人吗？应该都不是。老一派的父母就是这样，‘聋’对他们来说更像一种耻辱，即使大家都知道，也一定要遮掩。”

程莹逐渐开始做起手语翻译的工作，一开始是兼职，今年5月份，程莹与上海资深手语翻译唐文妍、以及多年从事聋人教育的外方老板合作，注册成立了手声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这也是在上海寥寥无几、在全国范围内都不超过50家的专业手语翻译公司之一。

我一直都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最多就是过程曲折一点而已

之所以下决心成立专业公司，是因为遇到了稳定的企业客户，其中之一就是上海迪士尼。

我们目前主要做企业培训、无障碍服务和环境建设方面的工作。比如一家企业招收了聋人员工，在入职培训的时候就需要手语翻译，让他们可以逐渐融入企业环境。另外，我们也会告诉企业聋人的一些特殊习惯，其他听人同事可能需要注意点什么，等等。迪士尼对聋人员工的培训是非常到位的，也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客户。

真正进入手语翻译领域之后，程莹才发现，自己从小就会的手语还远远不够用。听人可能无法想象，其实手语也有南北差异。

今年暑期，百老汇音乐剧《长靴皇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登台，在三地各开了一场聋人专场，程莹团队应邀担任三站的手语翻译。

在到北京和广州的当天，团队都请了当地的聋协成员，请教剧中一些常见词汇的用法。“比如上海跟广州手语差异最大的就是‘鞋子’，而这个词在剧中是经常出现的，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有意识地使用广州手语。”

在上海书展期间为国学讲座担任手语翻译，是程莹团队的又一次公开亮相。开场之前，程莹就与到场的聋人听众沟通“孔子”“老子”等的手语怎么打。“就跟语言翻译一样，专业词汇对手语翻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得知将要翻译的大概内容之后，需要做点准备工作；到了现场，也会先征求聋人听众对不同词汇手语的意见。”

经常会有聋人问程莹：“你手语打得这么地道，你是不是聋人家的小孩？”

程莹说，她们圈子里确实也有人不太愿意被提到聋人父母的话题。她不会主动去说，但如果有人问起来，她就承认。然后就会发现对方就是一副了然的神情，觉得你手语打得好那是应该的，可能就忽略了你付出的努力。

虽然我从小就会手语，但做专业的手语翻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很多跟程莹年龄相当的CODA，并没有走上手语翻译这条路，其中很多根本不熟悉手语。

既然有那么多聋人，就一定会有很多CODA，那为什么现在手语翻译这么稀缺呢？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么是父母不愿意小孩子做这个事情，觉得很丢脸；要么是小孩子自己不愿意出来，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发展。我属于很自然就入了这行吧，我心态比较平。

程莹的“野心”，并不止于做一名出色的手语翻译。在她的规划当中，未来更有发展空间的，是为残疾人提供各类生活服务。

不止是聋人，还包括盲人、肢残人士，我们想普及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很看好这一块。我好像一直都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最多就是过程曲折一点而已。

外人可能觉得我是生活所迫，但我愿意相信这就是生活本身

能在23岁的时候，就说出“一直都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样的话，程莹显示出了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没有的成熟稳重。

她依然是家里的顶梁柱，为爸爸办理了提前退休，教妈妈学习怎么使用网络购物，外出时跟父母用视频联系。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一有点什么事就容易慌张，一定要来问程莹的意见。程莹对他们是有点强势的，经常会跟妈妈说，“我教你一次两次三次都行，但最后你一定得自己学会，你不能什么都指望我，因为我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的。”

从小到大，有没有哪怕是隐隐地抱怨过“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父母”？

程莹摇摇头说：“因为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想都没想就接受了，不像突发意外那样容易让人有心理落差。当然，人人都有觉得辛苦的时候，我呢就是很少抱怨，觉得一旦抱怨，原本撑着自己的力量就会松下来了，还不如想办法解决问题来得有用呢。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反正我还年轻嘛，就是失败了，我还可以从头来过。”

毫无疑问，父母也努力用自己的方式给女儿支持。程莹提到，程妈妈在家的时候，会一边打手语一边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我就提醒她不需要发声音，打手语就可以。但到了外面，她跟我打手语，就能做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动作幅度也收得很小。我想她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她要顾及我的面子——虽然我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她。”

如果将来遇到心仪的男孩子，家庭情况会不会是一重障碍？

程莹答得非常爽快：“我相信我会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告诉对方我家的情况。因为我确实看到过我父母朋友的子女，遇到很多类似的偏见。有个在银行工作的姐姐，父母都是聋人，但她本身非常优秀，她跟男朋友已经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男方父母要求她做一个很详细的基因检测，结果测出来她带有一点点聋的基因，对方家庭就很强势地提出分手。我不是要批评这种做法，但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做主的，我没办法改啊，我能怎么办？只能说，你接受就谈，不接受咱们就不谈。”

程莹话锋一转，“以后如果我有了小孩，我会很愿意他学手语，哪怕他不当手语翻译，多掌握一门语言有什么不好？现在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你学了手语，你的口语发展就不好了，这完全是误解，根本原因还在于聋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吧。就像跨国婚姻家庭有两种语言，你不会说哪种语言更高级。”

整个采访过程中，也只有在谈到小孩的时候，程莹流露出了一丝年轻女孩的羞涩。“很多人猜我年龄都会猜错，说我看不起来真不像一个95后。真的，我就没经历过那种娇滴滴的阶段，确实没有这种机会。也有很多人觉得，你的成熟啊，稳重啊，其实都是被生活所迫吧，那不还是挺可怜的吗？不是的，我觉得这不是生活所迫，这只是生活本身而已。我不引以为荣，但也不引以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