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调物业费、停车位改革、更换物业公司,这三件事常常被视作小区事务的“三座大山”,原因无他,只因这三件事桩桩件件都是利益纠葛的麻烦事,无论变与不变,总有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想将其层层抽丝剥茧,所有的指向均汇集成一处——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从业主中来,代表业主利益行使共同管理权。如今,在上海的各个社区基本上遍地开花,已经成立业委会的小区达9000多个,数量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和人们传统印象中退休人员发挥余热的场所不同,上海业主委员会正变得越来越YOUNG,不但越来越多的70、80后加入其中,甚至连90后也开始积极参与,业委会都是80后年轻人参与的小区也并不鲜见。
和时间富裕的退休人员不同,处于打拼期的年轻人们还有着无比现实的生存压力,他们能拿什么来介入小区事务?或许,你能从这份来自业委会年轻人的实践报告中读出些许门道。
将业委会工作当作事业在做,1985年出生的韩冰不敢说是唯一一个,但肯定是为数不多的一个。
因缘际会被选成新虹桥雅苑业委会主任时,他刚过而立之年没多久,和很多进入业委会的年轻人一样,也是抱着“自己能为小区建设出一份力”的想法,却不知道这一选择,就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每当他遭遇反对或者质疑时,他总会思考:究竟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业主间多点共识?最后,他总结出了八个字“依法合规、以理服人”。
“你是雷锋无偿为小区服务?”“无利不起早吧!”类似种种的杂音在实际生活中并非个例,一旦有什么大事发生,这种论调的传播速度尤其可观。所以,韩冰认为,依法合规地做事,按照法定流程来进行业委会工作,才能让质疑、传谣声渐渐弱下去。
■房龄超10年的小区环境依然维护得很好。
2016年,物业公司提出要涨物业费。有业主认为坚决不能涨,有业主认为可以涨个几毛钱,有业主认为干脆多涨一点换个品牌物业……各种观点之下,甚至出现了互相攻击的声音。在业委会的多方沟通下,意见才开始慢慢趋同。
“其实无论物业费涨多少,换哪家物业公司,都不是业委会能决定的,最终还是需要召开业主大会由所有业主投票决定,但在这个过程中,要让业主们明白:小区事务不存在对错之分,只有大部分人利益和小部分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韩冰告诉记者,因为物业费上涨是小区敏感事务,为了让最终结果能够代表大部分业主的真正意愿,投票采取了房产证+身份证的双验证方式,确保每一票都是出自业主真实意愿。同时,整个投票过程通过网络向所有业主直播。
“最后的结果虽做不到人人满意,但已经是最大公约数下的共识了,”韩冰表示,这件事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了依法合规的重要与必要。越对小区事务介入深,他就越发现相关知识的匮乏,有时候也会生出求助无门的感慨。
所以,他开始渐渐地在网络上写一些自己关于业委会工作的认识与困惑,原本觉得这个话题不会有太多人关注,没想到关注的人来自天南地北。由此,他启动组建了全国业委会交流群和上海业委会交流群。
冷不丁的,第一批90后已经快踏入而立之年。和很多漠不关心小区事务的90后不同,1990年出生的何逸青一直都是小区的热心人,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进入到业委会工作。
机缘来自于小区的停车位方案改革。
从2016年开始,何逸青就始终关注小区的停车位方案改革,也曾草拟过多个版本,但由于业委会委员的离任或者辞职,小区始终未能顺利启动停车位方案改革的征询与表决。
直到通过增补选,小区产生了第一届业委会的第三任委员,整个业委会工作开始渐渐步入正轨。
业委会主任周晓苇告诉记者,10年前,她作为首批业主入住朗郡时,小区是远近闻名的高档小区,因为小区人车分流、绿化葱郁,漫步在小区内,目之所及,一派鸟语花香、岁月静好的模样。
很多小区都头疼的停车问题,在小区内并不存在,因为小区1218户人家,地下产权车位1200个,地面车位100个,基本达到1:1的配置。但随着车辆增加,周晓苇渐渐发现:小区的主、支干道路俨然变成了停车场,有些地方甚至连消防车都开不进来。“一个中高档的商品房小区,居然要担心消防车开不进来?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是停车问题,甚至是和生命通道相关。”
于是,就小区内的停车位问题,业委会副主任顾旭鸣、何逸青和李青三人开始着手调研。
都是业主的车吗?都按照规范来停车了吗?……调研发现:除了业主的车辆保有量确实高之外,小区的停车费也并不合理,除了地下产权车位,地上的公共车位按照150元/月的费用包月收取,外来车辆的收费则是10元/天。这样的价格直接让万源城朗郡成为区域内的停车洼地。一到周末两天,由于小区毗邻的商场停车位匮乏且收费较高,小区内停进了很多外来车辆,让本不充裕的停车位更捉襟见肘。
■在很多小区,车位都是个敏感话题。摄影:李芹。
一开始,大家单纯地觉得用市场化的价格杠杆来撬动资源的合理分配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案。不曾想,当征询稿启动业主意见征询时,各种反对声不绝于耳:150元/月的费用都这么多年了,怎么你们说涨就涨?临时停车费这么贵,以后亲戚朋友还要不要来我们小区了?
“年轻人的思路非常敏捷,当很多业主还在纠结在包月费用高低时,他们已经通过将时间的细分找到新的解决思路了。”本身是一名成功企业家的顾旭鸣提起何逸青和李青两人,可以用赞不绝口来形容。
“虽然已经有过心理建设,但没想到反响会这么激烈。” 何逸青的本职工作是机场海关的一名公务员,也曾当过基层团支部的团干部,与五里桥社区有着长期的结对经验,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团干部的工作经历中,也算是常常与人打交道,但当业主反对声如潮水一般涌来时,他真切地明白:业委会真不好干。
在现代社会,拥有一辆车可能是很多家庭的必备需求,那么第二辆、第N辆车呢?偶尔来访的亲朋好友的停车需求呢?包月停车管理起来确实方便,但工作日白天的车位资源是闲置的,如果能将这样的资源高效利用起来,又会给小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本职是金融行业的李青是名“80后”,特别擅长数据分析。两人就这样不断地碰撞思想火花,最终形成了这份修改了数十次的停车方案改革方案。
■万源城朗郡的业委会。蓝色T恤为何逸青,灰色西装为李青。摄影:李芹。
其中心思想就将矛盾冲突点的地面停车需求划分成若干层次:第一层是房产证名下的首辆车;第二层房产证名下的第二辆车与租户及房东产证下合计的第一辆车;第三层是房产证名下的三辆车与租户及房东产证下合计的第二辆车;第四层则是社会车辆的需求。
相比业主们在规定时间进出1-2元/小时的收费标准,社会车辆的进出收费标准低谷5元/小时,高峰10元/小时。两者之间差距明显,对于业主来说,只要按照规范停满6个月,加上激励性的红包政策,反而相比之前是花了更少的钱,停车时间也更为灵活。应该说,这是一个有利于大多数业主的改革方案。
但有业主提出,亲朋好友的临时停车需求如何来满足?对此,这份方案有着更细化的考量:地下车位可以通过系统绑定来往密切的亲情车牌照,数量不限,如果亲情车进入,业主可将车停在路面,享受业主优惠,而亲情车则在地库内免费停放。
“之前由于地面车位费用非常低,我们也出现过业主包租地面车位,将地下车位转租牟利的情况,这对于小区公共停车资源的分配来说,并不公平,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发放停车亲友券或者优惠券的方式,而是通过系统的条件设置,来自动区分,从源头上切断在优惠券上动脑筋的可能。”何逸青、李青这样向记者表示。
一些年轻业主很快领悟了停车方案的关键所在,一位热心的女业主还将文字化作了图表的形式,并且以“守规矩、有奖励”为名,为业主们详细计算了四档停车收费所能享受到的精确到角的优惠。
“图文并茂、一目了然,在目前阶段,我想不到比这个方案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对于大多数业主来说,在经过了文字、图说、小视频等各种形式的解说后,都为这样的停车方案点起了赞。
“人人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小区保值升值,但这件事情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和关注。”短短一年多的业委会工作经历,让何逸青和李青两人对这句话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2012年,1984年出生的叶长青将婚房购置在了慧芝湖花园三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关心“业主委员会”这5个字代表了什么。随着业主入住人数的逐渐增多,小区面貌也不像入住时那般簇新,大家开始意识到:是该成立业主委员会了。
从筹备组成员到楼栋召集人,脾气温和、待人热心的叶长青就这么一步步被选为业委会主任。“始终觉得自己是凑人数的,没想到却站到了C位。”虽然有点懵,但叶长青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因为没时间让你去慢慢学习,只能边学边做”。因为,第一届业委会成立后,就遇到了“更换物业”这座大山。
业委会委员刘倩回忆说,对于换物业这件事情,业主意愿是最大的民意基础。虽然年轻人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等平台进行投票,但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书面征询的方式开始“扫楼”——和小区的热心志愿者们,两两一组,几乎跑遍了9栋楼的每一户业主。换!当多数人形成一致想法时,就该进入实操环节。但换物业并不是和A公司解除合同,与B公司重新签订合同这般简单,必须要经历一个合法合规的完整流程,同时提交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方可执行。
叶长青告诉记者,光说聘用方式,就有协议选聘、公开选聘等多种模式,哪一种是最适合小区现状的?别说对1128户业主来说,即便是对业委会当时的9名成员来说,要统统搞清楚也不容易。但为了确保选聘的物业让大多数业主满意,叶长青他们将功课做在了前面,再一次在小区内展开书面征询,并设立业主接待日,面对面对业主进行答疑解惑。
“怎么又来了?”“不就是换个物业嘛?”……叶长青坦言,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他可能并不能明白一个完整的流程所必需履行的几个环节,所以面对志愿者们一次又一次地上门,有业主就会觉得不耐烦,甚至对业委会的工作效率提出质疑。“好在我们内部比较团结,最终还是顺利走到了业主大会这一步。”
■叶长青与居民们在沟通现场。
在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后,业主们同意采用协议选聘的方式来更换物业。小区的物业费是3.8元/平方米,同时又有恒温泳池这样维护费用较高的公共设施,所以综合考察下来,能在不涨费用的前提下,接下这个楼盘的物业公司其实并不多。
即便如此,叶长青和他的伙伴们还是分头给全国排名前30的物业公司一一打去了电话,咨询对方的意愿。在确认了数家目标物业后,业委会与一些热心业主代表包车去了这些目标物业所管理的小区进行明察暗访。
“有些物业公司非常欢迎,有些则热情不高,其实对自己服务水平的自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高下立见。”就这样,考察完毕后,业委会形成了十分详尽的考察报告供业主参考,最终形成了第一次的表决:将5家目标物业缩减至2家。
之后的一个双休日,两家物业公司在小区的中心花园展开了路演,和所有业主直接沟通。最终,通过业主大会表决选定了龙湖物业来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
“就目前来看,龙湖物业还是十分尽责,业主们的反响也十分好。”叶长青和他的伙伴们深感自己“幸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他小区有过类似的经历——通过业主大会选择了新物业公司,但在度过双方的蜜月期后,业主对于新物业公司开始不满,言辞之间将这种不满怪罪于业委会“都是你们要换物业,现在换的也不怎么样”。
叶长青向记者表示,作为多数人员在职的一个年轻团队,业委会会议多数都在晚上8点后举行,讨论议题常常会到深夜,但看着自己居住的小区发生的点滴改变,那种成就感也是无法言语的。“我们这代年轻人,可能对家的概念并不仅仅在房产证面积上的多少,整个社区的居住环境与品质,同样是我们所在意的,而这,需要所有业主的努力。也许,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要迈出这一步,无论如何,总要有人先去迈出,希望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问题探讨、经验分享、吐槽感受……在建立全国业委会和上海业委会的交流群后,“群主”韩冰除了花费大量时间在群秩序的维护上,还尽己所能地答复很多业委会参与者的各种问题。这也导致了,他几乎要全职投入在业委会的相关工作上。幸运的是,由于他的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规,他没有太多的现实压力。
无论是哪个交流群,每天都数千条信息滚动。由于深感专业支撑上的匮乏,他和交流群中认识的几位志愿者,一起开发了众蚁社区的APP与小程序。在法典名目中,几乎将和业委会工作有关的法律典籍收纳其中;在案例名目中,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业委会的鲜活经历……而即时沟通的微信群,俨然成为业委会参与者们抱团取暖的平台。
韩冰说,之说以取名“众蚁”,就感觉这些人虽然力量微弱,但希望能通过彼此吐槽与鼓励,并肩走下去。“我相信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参与,会带动业委会走向专业化、规范化,从而反哺社区建设。”
随着微信群与众蚁社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韩冰经常会接到“不速之客”的电话与拜访,交流的话题都是业委会。只要时间允许,韩冰从来都是“来者不拒”。
虽然只是短短两三年,韩冰在上海业委会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但有时候他也忍不住郁闷——法规流程上都规范的一次换物业,却让从外企高管上退下来的7旬业委会主任遭到业主的暴力袭击;一次正常的停车位改革,却让年轻的业委会成员受到莫名的谣言困扰与恐吓……
韩冰向记者坦言:这些年,业委会有不少负面新闻的曝出,让大家似乎多了些不信任。但对于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抱着一颗为小区服务的初心才进入业委会的。尤其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多数在社会上从事着不错的一份职业,却宁可牺牲休息时间来为小区服务,当受到的质疑太多,难免灰心丧气。
“业委会真的想要干好,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大家都说干完一届人生就圆满了,”韩冰告诉记者,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建设好网上社区与微信群,为大家的依法合规做事提供强有力支撑。但他心中依然乐观:毕竟业委会进入中国才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依法合规、不断摸索,业委会的年轻人依然可以大有所为。
有想法、有热情,甚至还带点情怀,最初的想法是想让自己的居住大环境获得改变,进入业委会工作后发觉现实和理想存在不少差距,但多数年轻人都坚持下来,希望用实际行动赢得业主们的认可。
这段话,适合用来描述不少年轻的业委会成员。从认识这些人到筹划选题加入微信群直到最终成稿,记者在群里潜水了数月之久,也对他们的“不易”略有感受:有人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用安慰我,只是吐个槽”;有人则是向群里的其他人求助,每每此刻,总能得到大伙的热情相助。而在这一来一去的讨论中,既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也是业委会专业事务的一种学习。
与此同时,微信群的活跃度呈现非常明显的时间节点,工作日的中午和晚间,双休日则是数以几千条计的刷屏。此外,他们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交流活动,几乎每一次,都有外地的委员们拖着行李箱而来。
说起来,业委会的成立通常都在小区业主入住后若干年才形成,在这若干年里,无论好与坏,一种平衡已经达成。如果业委会想作为,就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但打破后的局面是否真的优于之前,并不是业委会工作到位与否就能自然获得。
所以,无论作为与否,都必然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这或许是业委会成员工作开展最难的原因之一吧。而从身份上说,业委会既不是法人,也不是社会组织,手里的资源也有限,导致业委会很多时候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加上“蚕茧效应”的存在,遇到事情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尴尬境地。
年轻的业委会成员们是在孤军奋战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说微信群、社区平台的建立是参与者之间的“互帮互助”,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到业委会,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甚至有来自官方的支持。
比如慧芝湖所在的静安区团区委,通过梳理区域化团建单位、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等特色资源,将具有工程审计、项目造价、建筑设计、维修管理等60名专长的青年代表推荐为业委会特聘委员,成立青春社区“BING团”(必应),既在具体项目中发挥专业优势,也帮助年轻的业委会成员共同解决解决社区事务中产生的困惑与问题。
“这些人的专业所长和社区事务密切相关,有了他们的助力,感觉有了‘后援团’。”叶长青这样表示。
除了这样的外脑智囊,静安区团区委还通过打造青春社区•议事厅等平台来帮助更多热心的青年人共同参与社区治理。而这样的外部支持,除了静安,还有嘉定、闵行、宝山三个区。诸如此类的种种创新做法,则是脱胎于团市委的“青春社区”项目组,在静安、嘉定、闵行、宝山四个区试点开展了“团青骨干参与业委会”工作,每个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支持着这批业委会里的年轻人走得更远、迈得更稳。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上海这座开放的特大型城市,让年轻人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通过打造不同的平台,一批本身热心于参与社区事务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正向支持,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走入社区,真正关心社区事务、共建美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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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个共同体,理应有来自各个年龄层、不同群体的声音。”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所副研究员李锦峰长期关注业委会的发展,他向记者直言,和以往多为退休人员发挥余热的场所相比,如今的业委会年轻面孔明显增多。从社会的发展来说,这种年轻化会是一种相当积极因素。
他说,社区事务和职业经历有很大不同,公司是一个经济组织,利益为先、资源丰富;社区就像一个“迷你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归属,但却没有足够可以调动的资源。年轻人要在业委会这样的平台做好社区事务,更多依靠个人的为人处世、知识储备以及沟通能力。而对于无法时时泾渭分明的社区事务,如何在参与的过程中形成规范有序的参与,带动自觉意识的觉醒,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话题。
“当下的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擅长互联网运用,知识的储备与结构也相对完善,通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肯定会带动社区的建设。”李建峰表示,无论是商品房小区,还是老旧公房的小区,只有各种力量都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社区事务才有可能向着美好的目标发展。而这种参与对年轻人的能力锻炼,益处显而易见。
李锦峰认为,如果每个小区都能进入到一种规范、有序的建设状态,那么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更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向上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