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市苏州河以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派员邹凡扬身配手枪，进入了位于大西路7号（现延安西路129号）的国民党政府电台，通过电波发出了“大上海解放了！”的消息，并播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八章》。

1949年5月27日，随着上海的全面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了这家国民党广播电台，定名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点击视频可收听第一次呼号）

从诞生那一刻开始，上海广播就流淌着红色血液，携带着创新基因，与新生的共和国同频共振，与上海这座崭新的红色城市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1949年8月3号，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电复同意用《新四军军歌》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威武雄壮的《新四军军歌》从此化为“上海晨曲”，通过电波回响在清晨的上海空中。至今，《新四军军歌》仍在被《990早新闻》使用。

2019年5月2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走过了70年的历程。

与新中国同龄，与新上海同日诞生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栉风沐雨70年，始终以传播向上的力量为己任。

今日，新闻晨报 · 周到推出纪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立70周年特别报道，记录几代广播人的回忆和感怀，从中管窥上海人民广播事业发展的过程。

新生

他至今还记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原址(北京东路2号)的样子——

那是一幢花岗岩砌筑的7层高楼，外墙面的勾缝，一道道的很深很深，似乎嵌入了饱经风霜的往事。

这栋建筑建于1922年，前身是英国格林邮船公司，以及一些通讯机构。

1951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大西路（原国民党电台旧址）迁入。

次年，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广播播控系统，大门口昼夜有武警战士把守，因此也成了外人眼中的神秘之地。

原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陈乾年，1968年退伍，经组织挑选，进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

他回忆，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7大部门，分别是：新闻部、文艺部、总编室、技术部、电视台、广播处和行政处。全台当时大约有六百多号人，除了电视台和若干发射机房外，全部都在北京东路2号办公。

一楼东部是若干个录音间和录音组，西部是播控地区；二楼东部是节目科和库房，西部是播音组和大录音棚；三楼东部是文艺部，西部是新闻部、资料组、图书室；四楼东部是器材科、库房和广播处，西部是开会的大礼堂；六楼是大阳台和少量的值班宿舍；底层的东部是行政处，西部是食堂。

当时的录音设备也是比较简单。

陈乾年回忆，“听老播音员杨磊讲，1957年他们一批进台时，一边要播音，一边还要放带子。相当长的时间，用的是苏联的三型机和榆次的六三五机，后来我们看到日式坦克状的TACE，以及此后瑞士等国的机器。最初，我向录音员学剪辑。为了避免接头的火花声，他们叫我在录音头中插卡片，在快到接点时抽调，土办法管用就是麻烦点。当时记者用的采访机是荷兰的EMT和菲利普的背包机。虽然不大，但容易产生火花声还没有回放设备，找剪辑点不方便，只能早开机晚关机，用起来麻烦，且音质也不太好。到了70年代，台里从西德进口了一批大乌合机，音质好，有四种带速，操作也比较方便……”

1965年，上海台有6套节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少设备已远远适应不了新闻改革和文艺多样化的需要。

“长期以来全国的广播可概括成一句话：吃报为主！剪刀加浆糊，报纸的有声版，是一种工作常态，自采的新闻少之又少，广播快捷、便利的优势得不到发挥。粉碎四人帮以后，广播人大声疾呼，要拨乱反正，广播要走自己的路”，陈乾年说。

东方广播中心广播新闻中心副主任范嘉春回忆，“我记得我1988年入职，领到的工具就是一瓶糨糊、一把剪刀。糨糊装在类似墨水瓶一样的塑料容器里，剪刀则是普通的塑料柄剪刀，当时的工具就是这么简单。电脑是不存在的，电台有专人守护接收新华社电传稿，一有新发稿件便要第一时间送到编辑室。记者的稿件写在方格稿纸上，写满一页是300字。如果时间充裕，稿子就需要打印出来；如果时间紧张，就直接拿到录音室让播音员来播。那个时候记者和编辑的潦草手书，没少被播音员抱怨过。”

当时有一件事范嘉春还记忆犹新。

因为没有电脑和发稿系统，有次因为刮大风，编辑室门突然就被锁上了，“眼看节目即将播出，而稿件还被锁在门里。当时的编辑室领导果断从隔壁房间窗口翻到房檐，在高空小心翼翼横行4、5米，再从编辑室窗口翻回去……”

1978年8月，上海电台恢复成立采访组，主要由《对工人广播》节目组和新闻组政法文教块的记者组成，初始只有13人。局台领导动员记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广交朋友摸情况，搞带响的报道。

“邹凡扬同志首先提出广播新闻要做到五字诀：快、新、多、广、活”，陈乾年回忆，“当时，老台长高宇同志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市档案局指导整党工作，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台长闵孝思抓得很紧，自办的《上海新闻》《最新消息》，乃至《准点新闻》等就一步步办起来。从新民报社调来两位副总编朱守恒和周珂曾任副台长，办报十分有经验。朱守恒直接抓采访组，他从测验摸底着手，开办新闻知识ABC讲座，经常同大家一起议选题、点评稿件；周珂尤其重视新闻言论，在她的主持下，《广播漫谈》《广播杂谈》开办起来。”

1979年3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率先恢复广播广告，播出了新时代第一条广播广告“春蕾药性发乳"。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创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海广播始终永立改革潮头。

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邱洁宇回忆，“1980年，上海广播电视系统公开向社会招聘记者编辑——向来严密的宣传单位毅然打开大门，不拘一格招贤纳士，势必引起轰动。那一次公开招聘吸引了超过5000人报名，当时真是百里挑一，经过投寄自传、现场采访、面谈、外调等一系列的严格考查，据说最后仅录取33人。”

在人员扩张的同时，广播设备的更新也提上了日程。

1982年，音乐编辑冯秉友试办了“立体声之友”，好评如潮，就像打开了市民多样文化需求的一扇窗，但广播电台的设备捉襟见肘。

老台长高宇提出在新的广播大厦没建成前，重新布局，拆除五楼礼堂，统一建立新的播出中心。这个中心把一楼的播控地区搬上来，面积达800平米，共有9套播控设备，有3套专门可播立体声节目。在庆祝上海解放35周年纪念日，这套播出中心正式启用。

1983年春季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广播人的工作干劲更大，新闻节目的布局更趋合理。

从这年开始，上海电视台从清晨5点到深夜0点，每逢整点都要播出一档新闻，《早新闻》《一日谈》等，加上其他频率的《简明新闻》，全台一天共40多档新闻，影响随之日趋扩大。

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科科长、新闻部副主任、东方电台副台长陈接章回忆，“1981年初，我进电台工作，第一个岗位便是新闻编辑。每天清晨4点半就要到岗工作，我每天将闹钟拨到3点45分，乘坐17路无轨电车4点14分的头班车，再步行3分钟到达电台。”

1984年，陈接章接任新闻编辑科科长，主持早班工作。当时台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进电台新闻部工作都要到新闻早班一两年，而从新闻早班出去的人，很多都成了广电的业务骨干。

经过多年的历练，电台采编能力日益提高，做过不少优秀的稿件，如《金山石化厂一老鼠窜进电闸，致使工厂停产损失几千万》《进行式报道：朱建华破跳高世界纪录》《特别节目：国庆的一天》《一批台湾同胞在千岛湖遇害》等等。

1987年5月11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台、文艺台、经济台同时开播，推出多档新节目。

《嘉兴的一天》《宁波的一天》等直播节目，扩大了与长三角各地的联系；经济台从一开始就把金融作为重要的一环来抓，每天播出纽约、伦敦、东京、中国香港四大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收盘价、黄金收盘价，以及各主要工业股票指数等内容，每周还出一篇《一周外汇市场述评》，其时间最早、时效最快、内容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被广电部认为系全国经济台开放之始的标志。

文艺台从一开始就推出自编自导自演的《滑稽王小毛》，“笑也是乐，乐也是笑，我是滑稽王小毛”的开始曲响彻上海滩街头巷尾，一直延续到2012年，整整四分之一的世纪。

1992年10月28日，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鼓舞下，第二轮的“五台三中心”的改革又擂响了战鼓。广播人以自强不息，创新不已，敢为人先的精神，拉开了东方旋风的序幕，创造了许多个广播界的第一。而东方广播的改革又促进了上海台的改革，两台并行运作，互相竞争，互相补位，开拓了广播事业的新天地。

1996年10月，上海电台、东方电视台告别了运作43年的北京东路老大楼，一起搬到虹桥路新址。

至此，掀起了广播事业长袖善舞的新篇章。

*参考资料：《一段难以忘怀的“丰碑”情》《广播新闻场地及工具之进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