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4日,安徽黄山市歙县坑口乡一场大暴雨中,山体滑坡,王永飞和王雪娟夫妇的儿子“小胖”走失了。寻找了三年后,一家人几乎都已放弃了希望。
今年6月,离家400公里之外的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突如其来打来了电话:五年前,“小胖”辗转流浪到上海!
7月2日,在上海救助站二站生活了近五年的“小胖”终于回家了。母子俩喜极而泣,相拥良久!一别五年,一场历经五年的牵肠挂肚!
不放弃为每个走失的人寻找亲人!
7月8日,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站长唐美萍告诉记者,30名35岁以下的年轻救助工作人员成立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带着他们去寻找记忆中的家。另外,还和公安部门联手用DNA比对等手段开展比对筛查。最长离家走失15年的受助人员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找到家人。
对于失去儿子的那一天,王永飞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一家人住在安徽黄山市歙县的大山中,“小胖”是大儿子,但是出生后就有轻微智力障碍。
5年前的7月,王永飞起床后发现,23岁的大儿子不见了。
那一天,恰巧当地遭遇大暴雨,碰到山体滑坡。
夫妇俩找遍了全村,寻遍了几个山头都没找到儿子。而后的三年里,王永飞只要有一丝线索都会去寻找,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他们一度以为儿子已经在那场山体滑坡中死去。
虽然五年未见,“小胖”在下车后就立马扑到了妈妈怀里,一直痛哭。妈妈王雪娟说,孩子走失的时候很瘦,没想到现在白白胖胖的。这五年,小胖有太多的话想和家人说,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他的泪水不止。
这五年小胖变化很大。
就在回家的第二天,小胖的婶婶给救助站工作人员发来了微信:“现在很讲卫生了,衣服脏了马上就去洗澡洗衣服”、“早上起来被子叠得好好的”。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救助甄别科副科长祁巍和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社会工作科负责人何元慜这次一同陪“小胖”回家。
能够在五年后找到家人,救助站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叹,真的是一个奇迹。
23岁离家,到28岁回家,这五年里,上海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成为了他的家人。
第一次被送进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是在2014年9月16日,在上海街头流浪的“小胖”被热心的上海市民送进了救助站。
救助站工作人员至今还记得“小胖”第一次进站的样子,衣衫褴褛,看起来比较忧郁,整天沉着脸,时不时一个人在角落里哭鼻子。
对于怎么走失,如何流浪到上海,他的家在哪里?“小胖”却始终说不清楚。
“小胖一直说,自己猛走猛走就来到了上海。” 祁巍告诉记者,到上海救助管理二站的时间离他走失有两个多月,从他的状态和衣服的样子,工作人员推测这一路,小胖吃了不少苦。至于他的家,小胖说在山上。
这流浪的400公里成为了一个谜。
但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不希望小胖回家也成为一个谜。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站长唐美萍告诉记者,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是本市唯一具体承担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查清身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救助机构。由于受助人员的情况复杂,涵盖了从未年成到耄耋老人,既有精神疾病、智力残疾、又有交流障碍等等,查实其身份困难重重。小胖是其中之一。这五年里,甄别科、社会工作科一直在努力,希望慢慢解开小胖的心结,走到他的心里去。更在日常的生活中,时刻注意着蛛丝马迹,希望在一点点线索中能够帮助小胖回家。
何元慜为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里受助人员组了个足球队,自己做教练,让小胖做前锋。轻度智障的小胖手脚没轻没重,经常把踢球变成了踢人。有一次把教练何元慜踢伤了,何元慜却一笑而过。
何元慜还让出去参加阳光之家的小胖做组长。慢慢地,小胖把这里的何元慜和这里的救助站工作人员当做了自己的家人。
但是,对于工作人员频频会问起的家,小胖回答依然是三个字:“在山上”。祁巍透露,我们多方寻求资源,携手公安刑侦部门开展高新技术甄别通过DNA鉴别、人脸识别等多种方式试图寻找过,始终未果。
今年六月,小胖在和祁巍聊天时,突然用安徽口音很含糊地念到了“坑口”。
这一下子,突然让甄别科的祁巍警觉了,山上,坑口、安徽成为了三个关键词,“我们查了地图发现有四个叫坑口的地方,再一一锁定,发现安徽黄山那一块有一个叫坑口的地方可能性更大。”于是,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和黄山救助站取得了联系,确认当地歙县坑口乡。
祁巍帮小胖拍了照片,传到当地进行信息比对。通过多次电话、微信沟通确认,并在黄山市和歙县救助管理部门的大力协助下,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信息就是五年前从安徽老家走失的小王。
“小胖找到了!”对于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突如其来的信息,王永飞和王雪娟夫妇难以置信,但是在看到小胖照片的那一刻,他们终于确信:失踪了五年的儿子要回来了。
7月2日,一家人时隔近5年破镜重圆。
小胖是很幸运的。
幸运的背后,是救助二站工作人员始终的努力。
唐美萍告诉记者,为了使滞留在市救助二站的受助人员早日回归家庭和社会,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30名35岁以下的年轻救助工作人员成立寻亲甄别青年突击队,带领受助人员到记忆中的家乡实地走访探寻来发现更多线索,帮助受助人员找到家人。
“长期滞留站内的受助人员一直是甄别难点,许多人原本就无法记清身份地址,时间一长更是记忆混乱、信息模糊。”37岁的救助甄别科副科长祁巍就是队长,他戏称这是“大海捞针”,但他们从未退却,“针对受助人员提供的信息无法核实、站内常规甄别无法进一步获得有效线索的情况,便由突击队带其到实地进行甄别寻亲。外出甄别的过程中,救助队员们根据受助人员的记忆逐一探访、查询,经常去到条件艰苦的地区、往往一走一整天、有时受助人员还会突然改变说法。他们在路途中细心观察受助人员一举一动,判断是否到了其熟悉的地点,不放过蛛丝马迹。
突击队还积极向外寻求资源,市救助二站与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五支队签订共建协议,充分运用DNA比对等高新技术手段,为留站的近800名受助人员开展了比对筛查。
越早甄别成功,亲人分离的煎熬就越少。突击队总结经验,在受助人员进站的第一个月密集开展甄别调查,第一时间获得最真实可靠的线索,成功把新进站人员平均甄别时间缩短了近一半。
每次见证那些受助人员亲人相见的那一刻,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也很激动。祁巍坦言,看到这些朝夕相处的受助人员找到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