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续发生在美国加州、德州、俄亥俄州的三起重大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36人死亡、60多人受伤，三起枪击案的凶手（嫌犯）被认为分别具有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格问题与精神问题的迹象。尽管原因看起来各异，但是，如此高密度的恐怖暴力让美国主流舆论不禁质疑，背后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驱动？
截至8月4日，美国今年已发生超过250起造成4人以上死伤的枪击事件，与枪支相关的死亡总人数已达8700多人。此外，许多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也都发生在近几年。在《纽约时报》看来，如今的美国是“一个对枪手在学校、音乐会和教堂里射击已经麻木的国家”。而要治疗这种“麻木”，最好的解药是不是死刑？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枪击:美国社会“新常态”？
Q 顾问：一周以内，接连发生三起大规模枪击，有美国议员描述，枪击事件似乎“将成为常态”。最近这几起枪击案跟以往有没有不同？
A 刘卫东：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这三起枪击案没有共同的触发因素，也没有相互之间的联系，只是恰好同时发生了。有的是出于对少数族裔的不满，有的是对党派的不满。媒体的报道说，其中有一起，凶手的直接目标是他的妹妹，而后开始滥杀无辜。类似这种因为家庭内部纠纷进而扩大到报复社会的案例，过去也有不少。
Q 顾问：目前网上发现一份疑为嫌犯行凶前所写的“宣言”，其中就有拉丁移民“入侵”美国、“种族混杂”摧毁美国的言论，与特朗普的移民观如出一辙。从中能否看出“独狼袭击”背后的意识形态驱动？当这种想法转化成恐怖暴力行径，能不能动摇特朗普的政策初衷？
A 刘卫东：显然不会。首先，移民问题是特朗普吸引选民的一个主要手段，其次，枪击案在共和党的阵营中本来就不受重视。哪怕发生更多枪击案，都不会改变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另外，应当看到美国社会当前的撕裂。以往每次大选后也都会撕裂，但总是能慢慢恢复，不同的是，以前的总统上台后都宣称“我不是某个党派的总统，而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却从大选到上台都一以贯之地走极端，实际上，他还倡导暴力。无论是在移民等国内问题上，还是在贸易争端等对外事务中，他都表现出一斗到底的姿态，这和美国建国之初妥协的精神背道而驰，而总统的言论、行为也会刺激普通美国人采取暴力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Q 顾问：众院议长佩洛西和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谴责特朗普是“枪支游说团体和全国枪支协会的‘囚徒’”。要让一位共和党总统做出控枪决定，除非发生什么情况？
A 刘卫东：只有当这件事威胁到选情，才会触发他从根本上改变枪支管理的状况，目前看不到这种可能。媒体的舆论大多是对凶手滥杀无辜的谴责，这让我想起2016年大选中“沉默的选民”现象。在民调中，他们基本不表态，被认为是对选举缺乏热情的人，但在最终投票中，他们悄悄地投了特朗普的票，最终促成特朗普上台。现在的情况有点类似，媒体掌握话语权，公众看到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对枪支管理不严的谴责，但很多人其实还没有表态，他们可能不赞成这种呼声，甚至特朗普可能还会继续给他们增加说服力。归根结底，这都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政客们利用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作为自己的选举优势。
Q 顾问：您提到 “沉默的选民”，有意思的是，在历次美国大选期间，拥枪派选民在选举中的投票热情往往高于控枪派。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现象能改变吗？
A 刘卫东：很难改变。这其实就是两党选民的基础状态，民主党选民面儿更广，人数更多，但投票率就是不如共和党。以控枪斗争为例，支持拥枪的群体团结在全国控枪协会的旗帜下，其中有很多是共和党的大佬，他们有组织、有金钱，善于发挥公民对政治的影响力。而控枪派则如一盘散沙，一种是广义上的，他们认为这种局面继续存在下去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不利，另一种是绝对的，他们亲身感受过枪支带来的危害，非常坚定地站在了控枪的第一线，但这种人非常少，无法形成政治压力，而广义的控枪派止于呼吁，这些原因导致拥枪派始终占据优势。
死刑:应对重大枪击的解药？
Q 顾问：上月底，美国司法部长宣布联邦政府恢复执行中断了16年的死刑。现在，特朗普要求司法部向国会提出立法建议，对实施大规模袭击的罪犯执行死刑。在应对重大枪击案的问题上，控枪与严刑，哪个应该首当其冲？
A 刘卫东：特朗普推动死刑和控枪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他只是借这个由头去推动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恢复死刑的问题上，共和党一直比民主党强硬，死刑也不仅仅限于枪击案。比如小布什在竞选总统前当了八年的德州州长，在他当州长期间，德州就一直是死刑州，有个女人因为家庭矛盾杀了自己的丈夫，被判处死刑，因为周期漫长，她在监狱里信了教，还不断地做好事，多年过后，在小布什离任之际，还是坚决对她执行了死刑，而且很愉快地欣赏了行刑的过程。共和党信奉的是一种黑白分明的价值观，杀人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属于自由派，认为没有必要再死一个人，而是通过教育和感化，去转变一个人。
Q 顾问：两党政客和选民在此问题上的价值观差异是历来有之吗？
A 刘卫东：也不是历来就有。两党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观念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比如种族问题，打破种族歧视的第一人是林肯，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死亡人数超过一战、二战、越战和朝鲜战争的总和，共和党发动这场内战目的就是为了解放黑奴，当时的黑人是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共和党逐渐转向了白人、企业家，民主党反而成了黑人和少数族裔的代言人，出现了这样的转换。我不确定，控枪问题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转换，但是，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两党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共和党强调自由，民主党强调公正，进入21世纪以后，两党的这种理念差异逐步被固定下来，对于任何可能削弱个人自由的举措，比如控枪、大政府，共和党都会反对，里根曾说，管事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但民主党认为，整个社会是不公平的，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对社会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使得穷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财富。很多问题说到底都是价值观的对抗。
Q 顾问：特朗普还说，为预防未来可能的暴力袭击，政府需要尽早发现暴力苗头，减少美化暴力的文化产品，加强对精神存在问题人群识别，并及时取缔对社会存在威胁人群的拥枪权。怎么评价特朗普的这些建议？有没有建设性？能否起到作用？
A 刘卫东：这些建议不能真正转变当前的乱局。他一直在回避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控枪派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自由拥枪的权利应不应该得到严格的限制。特朗普的言论一直在给拥枪找借口，他说，枪支之所以杀人，不在枪支本身，而是因为持枪者有精神病，或者对社会仇视。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枪击案都是这种情况，有些是出于种族原因或其它原因，这部分人显然已经被排除在特朗普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外。其次，如何去识别那些疑似精神不正常的人，采取过分的审查手段会侵犯个人自由。特朗普说的这些话纯属在聚光灯下的避重就轻、在热点时刻的搪塞之举。
（实习生王天智对本期访谈文字整理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