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鞋子真漂亮

她随便套了一条运动短裤，披一件运动夹克，都是足协下发的随常装备。唯独脚上一双乐福鞋，闪亮亮有些惹眼。浦玮喜欢鞋子，各种各样的鞋子。她人生中第一次挣钱，是在青年队的时候被租借给浙江打全运会预赛，顺便代表他们参加了田径比赛。拿到一块金牌，领了250元奖金。“马上冲到南京路上的ELLE店里，买了一双鞋送给自己。两百多块，那时候老贵的！”

她时常喜欢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买的新鞋。有朋友去国外，她会让他们代购当下时兴的鞋子。

传奇体操选手科马内奇曾经告诉我们，对一个女人最高的夸奖就是赞美她的鞋子真漂亮。鞋子对于新时代的女性而言很重要，因为她们经常一个人走很多路，去很多的地方。这个世界上的路不是很容易走的，一定需要好的鞋子，很多很多好的鞋子，让每一次前行的道路少一些阻滞和绊蒜。夸奖一个女人的鞋子漂亮，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她独立精神的认可，那就和夸她活得漂亮一样。

两个月前，浦玮在行李箱里塞进三双鞋，奔赴了法国。作为体育频道的嘉宾解说，她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从北到南，她所踏足的每一处世界杯赛场看台上都会响起《l'Hymne des Femmes》（妇女赞歌）的歌声：“我们的时代来到了，认识我们的力量……”

正如20年前世界杯夺冠后查斯泰恩的惊天一脱象征了20世纪末女性身体的解放；20年后，拉皮诺埃和她的队友们怼足协怼总统，则打上了属于这个时代女性的鲜明烙印。“每个年代所塑造的人的整体格局是不一样的。”浦玮感叹。她想到中国女足，为她们感到遗憾。“这批小孩里面一半以上都和我做过队友，其实是挺有个性的一批球员，但这次比赛，她们的能力和个性都没有释放出来。”

浦玮自认为做球员的时候，她是向来不惮于表达自我的。“我曾经三进三出国家队，为什么呢？因为看到球队当时存在的问题，自身又没有办法去改变，那留下来就等于是违背自己初心去做事，肯定不快乐，也做不好。既然过程和结果都已经注定了，那我索性不去做不是更好吗？”

但迫于阻力，当然也因为不舍，她又总是一次次回归。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她身上有觉醒的精神，但是又不够彻底，还是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她记得自己是三进三出，但是又有媒体数出来，其实是六进六出。记忆早已模糊了，在那些频繁更迭的主帅名字之外，能被记住的也只是稀稀落落几抹印象了。

头一回发生在2003年年底，一次短暂的出走。“上海队在义乌打联赛，当时是签了一个长约，每年的联赛放在那里踢。我们冠亚军赛打完，马上就被拉去开会。那时领导班子和教练班子都进行了轮换，足协副主席薛立和新任主帅张海涛都在，在现场召集了入选国家队名单的队员去开会。我就觉得哎呀，这里比赛刚结束，那边又开会，压力大得我一下子要炸了。好不容易上海队的比赛结束了，还没有释放比赛压力的时间和通道，我马上又要面对来自国家队的压力。”

会议后的一两天内国家队就要集中，“我承受不住，不是说对换领导换教练有想法，第一反应就是压力太大了。还是想给自己缓和一下，缓了两个星期，中间去了趟广州。她们在广州集训，和薛立还有主教练进行沟通。沟通完又回来，再调整了一周，想清楚了决定还是要回去。”

她有时回望自己近20年的球员生涯，觉得如果画成一条曲线图会很有意思。“起点就落在最高的位置，这是1999年世界杯之后。然后一路下滑，下滑。直到最后一次回国家队之后，到我退役的这段时间，这根线又上去了一点点。因为想法变了，不再拿成绩要求自己了。而且教练没有那么快轮转了，相对来说稳定一点。退役之后，这条线就一直平了。”

就是觉得心冷了

“我是2014年退役的，当时其实不是身体原因，我完全还能再踢的。”

就是觉得心冷了。

“2012年我最后一次回国家队，当时是郝导（郝伟）带。这次去了以后想法变了，真的就是想帮助这批小孩，带领她们少走一点弯路，从我身上去学习更多的东西。这样就算有一天我彻底离开了，也算给球队留一下一些有益的精神财富。”

但这个过程里发生了一桩事，让浦玮很觉幻灭。

“2013年10月份去澳大利亚出访比赛，那时候郝导正好有个学习班就没去，助理教练去了。在两个星期里让我看到队伍很大的问题，队员的问题。我觉得这队伍已经不像队伍了，怎么主教练不在的时候小朋友对训练、对比赛是这样的态度。你踢球不是为了主教练或者其他人去踢的，而是为了自己呀。”女足输给澳大利亚以后，她觉得对手在嘲笑自己。“我在球场上头都抬不起来，其他队友可能没有感受到。因为我之前和澳大利亚也踢过，交锋次数肯定比她们多。就感觉对手在嘲笑我们，很多必进的球不进，她们觉得没什么，但对手很惊讶。我没这个脸面再站在球场上了。”

她就这样告别了，再也没有下一期的集训了。“教练组也比较年轻，可能没什么经验，也没有和我做进一步的交流。所以就这样，退役了。其实还可以再延续的，包括再踢一届世界杯。”

那年2月初，中国足协给她办了退役仪式。她觉得，这是对自己和对女足的认可。“足协之前从来没有办过这样一个正式的退役仪式。我那时候还在美国，就回来了。那天正好是女足和朝鲜队的比赛，我办完仪式下场前跟所有队员打了招呼，有一种不太敢正面看她们的感觉……”

在国家队几进几出之间，她与这个此前没有机会接触的社会发生了联系。“认识很多人，和足球无关的人，但都会关注女足。球队成绩虽然一落千丈，但他们对我本人、对中国女足的态度却是包容和尊重。我自己的心态也在这中间发生了变化，把很多东西看淡了，心渐渐平了。以前我习惯拿成绩给自己压力，中国女足为啥一下子成绩那么差，是不是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好？我把很多责任强加于自己身上，包袱太重了。但是到了最后，我只是单纯想给小朋友更多的东西，为她们创造更多人生的财富。”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澳大利亚的那一次经历，足以让她彻底心灰意冷。在离开国家队的前一年，她曾和相关领导进行过沟通，希望为大家争取更多福利待遇。

“国家队当时也打算参考美国女足福利的标准，国家队队员分主力、替补、超级替补三个层面做薪资分配。但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还没有落实。到后来领导还拿这个和我说事儿，我就说，‘我回国家队一年多了，听你们说了很多，但一切还是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那就把这个福利留给妹妹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