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曾经用一句话形容过自己，他说，“我觉得自己就是上海足球的一部活历史。”

这个形容是很贴切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见证了中国足球，特别是上海足球从体工队到职业队的发展，这段时期也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

1986年，李晓19岁。进了上海队，骑一辆28寸自行车去江湾基地报到。“在体工队的时候，大家想的是我现在踢球，以后也没啥花头。踢球有什么好处呢？最多就是名气响一点，不会给你带来实际上的利益。比赛第二天，报纸上李中华、李晓名字登一登，没了。退下来就分到自行车厂、电风扇厂、煤气厂，李中华当时不就分到自行车厂吗，他后来没去。他是特例，因为名气太响了，后来自己开餐厅去了。但这餐厅，他也没经营好……” 

最大的盼头是能分到一套房子，人称“三毛”的唐全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所住的普陀区宜川地区一间19平方米居室，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市体委分给他的婚房。徐根宝接手申花的第一年，有原先的老队员直接开口要他解决住房，最后两人不欢而散。

李晓在体工队的时候，起初工资每月61元，后来渐渐涨到106元。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很多队员都开上了摩托车，但私家车是买不起的。“大冬天开摩托车老痛苦的，我记得最清楚一次，我们去贵都酒店开大会。大家全副武装，帽子戴好，棉袄穿好，一人一辆摩托车开过去。到了酒店第一件事情，是找厕所脱衣服。”

到1994年，进入职业化时代了。“根宝给我开一个月2000元，在队里还算多的。但仍然买不起车，就还是开摩托车。有一天晚上比赛，早上我在擦洗摩托车，因为接下去要放假嘛，我得把车擦得新一点。市里的老领导过来，老远就喊，‘李晓啊，揩摩托车啊？别揩了！保存点体力夜里比赛！’因为我洗得很卖力的，又是拿水冲又是拿钢丝球擦。”直到25年后，他还记得这名老领导接着说的一句话。“伊说，‘好好踢球，以后你们都要开轿车的！’我后来想想是挺对的，但当时还不知道后来能赚到钱来，想都想不到的。”

“吃饱点，否则踢不动球”

王后军的体工队时代，管理方式还是靠简单的“卖面子”。因为只拿一份死工资，没有奖金，球员想不练就不练了。如果教练人缘好，大家就会卖他一个面子。

李晓回忆，当年在体工队时代基本上队员都抽烟，因为实在无聊。他本来不抽烟，但“老大哥都抽，你也要抽的。”他那时抽得不多，现在依然不多。“你没看见李中华，那时候抽的‘大前门’。训练完一根接一根，不停的哦。自来火都不用的，第一根没抽完第二根直接接上去，要抽三根再去洗澡。”

他承认，这些都不是职业球员该做的事，但话说回来，当年他们本来也不是职业球员，自然也无须以那套标准要求自己。一方面是球员本身没这份觉悟，另一方面，团队管理都没有可借鉴的模板，全靠一路摸索。“1988年踢全国甲级联赛，有一次下午三点钟比赛，吃中饭的时候我想吃少点。我们一个教练对我说，‘李晓啊下午踢球哦，吃饱点，否则踢不动的。’我也不懂，心想那就吃饱点吧。乖乖，这顿吃完之后，两点多做准备活动，跑都跑不动。大腿上的肌肉一摸，梆梆硬！后来懂了，要空腹，或者只吃一点稍许填一填。这件事情，现在只能拿来当笑话讲一讲。”但在当时，类似因为专业知识的匮乏而引出的尴尬几乎发生在中国每支足球俱乐部身上。

“出去打比赛，住招待所，你说苦哇？三个人一间，总归也睡不太好。到昆明集训，四五个人一间。有一次去昆明，一半是卧铺，一半是座位。卧铺总归是老队员先睡，他们早上起来了，我们去和他们换。熬到三、四点钟实在吃不消了，往座位下面铺张报纸，直接睡报纸上了。这怎么是搞足球呢？”    

但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在那个一切都不职业的年代，中国足球的成绩反而好很多。

徐根宝接手之后，情况一度尴尬，很多老队员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退出了，“我当时是很矛盾的，因为王后军带过我，徐根宝也在国家二队带过我。他来找我和成耀东谈话，希望我们留下来，帮帮他。我们权衡一下，就留了下来。如果他当初没带过我，我肯定态度就不一样了。”

根宝后来回忆，当时在他的要求下，队员的伙食费被上调到每人30元/天。“我记得当时伙食上的变化倒不大，但他营养品花头很多的。”李晓眯起眼笑，“一歇歇红景天，一歇歇沈阳飞龙，这个据说是吃了补腰子的，吃得大家晚上都睡不着觉。”

1994年作为绝对主力，他打进11球，差不多包掉了申花的三分之一进球。但耻辱的时候也有的，“主场1比6输给广州太阳神嘛，是个雨天。这场比赛输掉以后，直接导致徐指导口袋里很多天里都揣了一封辞职信，我们后来也真的都是帮他。下面一场是客场打江苏，大家都很拼的，因为这场输给江苏，他就下课了，当时上面已经和他讲好了。我那场比赛打进一个，助攻两个。”

他玩笑一样补了句，“徐指导现在能站在塔尖，我们都出了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