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包豪斯学院成立100周年。
有一辆“包豪斯大篷车”展开了世界大巡游,从德国出发,途经多个国家,出现在了上海的外滩、浦东图书馆。
正如大篷车的旅途,包豪斯的影响力覆盖了世界。包豪斯学院于1919年建立于德国魏玛,后搬迁至德绍,在存在的14年间,对建筑、设计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式追随功能”,“少即是多”,都是脍炙人口的格言。钢筋混凝土大楼,可以工业化生产的灯具和椅子都是它的“遗产”。
想要进一步了解包豪斯,不妨看一部新鲜出炉的纪录片加脱口秀,由媒体人梁文道主持,艺术家陈丹青参与对谈。有意思的是,包豪斯不仅在大范围影响了世界100年,在上海也处处能寻到踪迹。
在上海,你不仅能看到摩天大楼,也能看到很多老房子。其中有中国最典型的包豪斯建筑,也有今天的网红打卡地。
第一个要提的是同济大学的文远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设计者黄毓麟,与德绍包豪斯学院有相似的建筑属性,被认为是“国内最早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同时又是唯一的典型。”
然后是先于文远楼建造,师从包豪斯创始人格罗皮乌斯的黄作燊,和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同仁陆受谦设计的两处房子——中国银行行员宿舍(又称中行别业),中国银行大厦。
上海包豪斯风格的建筑还有一处,即上生新所的9层高的办公楼。它的设计者是建筑师、摄影家、郭沫若之子郭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长宁区第一高楼”。
为什么文远楼会出现在同济大学呢?
同济与包豪斯的缘分不浅。早在上世纪40年代,我们之前提到的黄作燊,作为格罗皮乌斯第一位中国籍学生,学成归来后参与筹建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将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引入中国。
而在上世纪50年代,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并入同济,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冯纪忠也将包豪斯的思想引进中国。摄影师王小慧自述高考时同时考上了清华、同济和天津大学,“我最终决定选择同济大学,就因为我父亲说,同济大学是包豪斯学派。”
在对谈部分,陈丹青提到了包豪斯与上海意料之外的联结。格罗皮乌斯的助理鲍里克在包豪斯解散后来到上海,一待就是16年,在圣约翰大学教书,也参与了“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
事实上,“大上海都市计划”的规划组中,8名成员中有5名来自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他们把包豪斯的理性精神带到了城市规划领域,给上海带来了现代的规划,甚至成功预测了上海的人口。
鲍立克在1946年预测道,上海的常住人口在50年后将达到1500万,与1996年的1451万相差无几。要知道,当时上海的人口只有300万。
很多人喜欢上海老房子的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那它是怎样消退的呢?陈丹青回忆道,小时候看到上海的弄堂是Art Noveau(新艺术运动)的,把木头变成植物线条。已经是简洁化的风格,但还是大众消费不起的艺术,第一批都是给上海的高级白领,如银行职员、大公司的职员、大公司的买办的。
然后是Art Deco(装饰艺术),国泰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和平饭店——邬达克设计的房子有不少是装饰艺术风格,当然也非常豪华。
工艺艺术提倡艺术和工匠要联合在一起,再进一步到了包豪斯,是拥抱机器的时代。包豪斯讲究功能主义,梁文道总结包豪斯的理念道:“一件物品越有用就该越漂亮,越漂亮就越有用。”
今天的主流当然是包豪斯。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大楼,与对岸的万国建筑群,象征了上海的昨天和今天。包豪斯已经很多了,但陈丹青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我们需要一场包豪斯运动,针对土豪式美学。”换一句话说,与其推崇种种古典风格,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如推广包豪斯运动,让华而不实的土豪式美学无处遁形。
包豪斯还意味着什么?对包豪斯的诞生地魏玛来说,包豪斯的年代是魏玛的黄铜时代(1919-1925)。在包豪斯的教师阵容里,我们看到了风格派的鼻祖级人物蒙德里安↓
表现主义的康定斯基和费宁格,以及不少闻名于后世的人物。
包豪斯没有入学的硬标准,但很难通过六个月预科教学的考验,最终,列入学生名录的人只有1250个。而且,包豪斯师生创造的作品,比我们想象中的流水线产品更有趣↓
在包豪斯学院,由形式大师(艺术家)和工艺大师(工匠)共同授课。这种设定使得艺术家、结合了艺术家和工匠特性的设计师,在现代成为职业。在过去,哪怕是达芬奇,也会在“简历”中强调自己的工匠才能而非艺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