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比其他人相对优渥的收入，第一代外企白领还享受了一些“特权”。
比如有一张乘车证，出门办事可以乘坐友谊车队的轿车。
再比如凭外汇券，可以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1983年底，外商驻沪机构已增至75家，被安排在上海国际俱乐部、锦江俱乐部、和平饭店等“涉外宾馆”办公。
但在叶兴虎的印象里，虽然用尽了“洪荒之力”，1982年和1983年，外企服务部总共才向外商派遣了115名雇员。
人才出不来怎么办呢？叶兴虎利用晚上的时间办了个培训班，向有志进入外企工作的人教授英语和面试技巧。
借助这个机会，几个在南昌路菜场和永嘉路菜场卖菜的营业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84年8月8日，外企服务部正式扩建为“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
■1984年8月，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成立，举办开业典礼。
为了扩充人才，在向上海几家高校定向招收大学生的同时，1985年5月21日，外服公司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指甲盖大小的招聘广告。
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吸引了一千多人到延安东路上的黄浦中学报名。
■1985年，刊登在《解放日报》第2版的外服公司招聘消息。
“当年，外企就业市场和中国人才市场的对接，中间只有一根很小的管道，那就是外服。”董友宁说。
那年31岁的董友宁，也排在应聘的队伍里。
当时，他已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青年教师。
一位在档案馆工作的同学给他打电话，说是“工作实在无聊透顶”，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外服的招聘。
“我陪他顺便自己报了个名，没想到他没录取，我录取了。”董友宁说。
1987年，董友宁进入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很快从业务员晋升至经理。
■90年代初，董友宁（右一）和罗纳普朗克驻上海代表处部分员工，在位于贵都大饭店的办公室门前合影。
在他看来，第一代外企白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之一。
“从担任翻译，到谈判、起草文件，我们是真正的执行者。搞贸易，做项目，办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改革开放最初的动作是在我们手上做起来的。”
这一代白领大都采取向原单位借调或商调的形式，再由外服派遣给外商。
“这就意味着我们代表的是双方的利益，一方面要帮助外国人适应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又要向中国政府介绍西方特色。”董友宁说，“作为这当中的桥梁，我们有过很多委屈。”
■1994年，董友宁（左三）和罗纳普朗克公司驻华总代表等人考察金桥开发区
由于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双重身份”，外企以外汇券发放的劳务工资并不直接进入他们的口袋，而是由外服公司收取。其中，一部分划给他们的原单位。
雇员的实际工资则按原标准发放，大多数雇员的月薪是64元。此外，由外服每月发放25元的外事津贴。
“可以说，我们用自己的劳务工资，向国家贡献了外汇。”董友宁说。
在人人拿死工资的年代，几十元的津贴是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80年代末，从上海外贸学院毕业的王援被外服公司录取后，派往东京银行工作。
“头一个月我拿到300块，除了工资，还有外服津贴、饭贴等等。我觉得富裕得来不得了。”她回忆说。
“阿拉屋里厢从来没有人一个月好拿到300块，吓死人了。”
除了比其他人相对优渥的收入，第一代外企白领还享受了一些“特权”。
比如有一张乘车证，出门办事可以乘坐友谊车队的轿车。
再比如凭外汇券，可以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我有个朋友结婚要买根金项链，外面买不到，最后是用我的外汇券到友谊商店买的。”王援说。
■1988年3月23日，外服公司为西门子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英文招聘启事，是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第一则英文广告。
庄慈康1983年从立信会计毕业后，被分配到外服做财务工作。
他记得，80年代末，他经手的由外商发放的最高一笔劳务工资达到了5000元一个月，在当年堪称是一个天文数字。
外商雇员的实际所得虽然没那么高，但外事津贴按劳务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也在逐步增加。
在这样的诱惑下，和他同年进入外服公司为外商提供服务的两位同事，向领导提出申请，后来分别去了日企和德企。
■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外汇券，在黑市上与人民币的比价最高曾达到约1:1.8。
随着入驻上海的外商不断增加，涉外宾馆的办公用房不够用了。
1985年5月，拥有当时全上海最好外滩景观的联谊大厦在延安东路落成。
这幢高107米、28层的大楼，曾创下多个上海第一乃至全国第一，比如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办公楼、高度第一大楼、国内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
“在联谊大厦上班”，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梦想。
此后，瑞金大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办公楼陆续问世。
据说这些写字楼里都有一名“打桩模子”（黄牛）常驻，专门兑换外汇券。
到1990年，外商驻沪机构已达563家。
出入这些高档写字楼的上海第一代外企白领，个个衣着光鲜。不过那个年代上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依旧有限。
王援后来跳槽到了丹麦宝隆洋行（EAC）工作。她记得，逢年过节，中国上司提供的最好福利，是在东风饭店开房，请员工带着家属去洗澡。
“因为当时住房紧张，屋里没地方汏浴，要到公共浴室去。”她说。
参考资料：
1.《上海外服公司志》编委会编，《上海外服公司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7月。
2. 蒋心和，《展现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楼联谊大厦的故事》，解放日报，2008年12月01日。
3. 龚丹韵、杨妙丹，《上海第一代白领，从联谊大厦走出》，解放日报，2013年11月04日。
4. 王雪，《第二代白领（1990年前后－1993年）：懂外语、专业精的复合型人才登台》，人才市场报，2002年05月21日。
5. 秦武平，《“总部经济”正当红》，新民晚报，2002年11月15日。
6. 吟之，《筑“桥”礼赞——写在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成立十三周年之时》，解放日报，1997年08月08日。
7. 肥肥猫，《上海是怎么错失这些年的互联网机遇的？》，微信公众号“肥肥猫的小酒馆”，2018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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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子：韩小妮/ 编稿子：韩小妮/
画图画：二 黑/ 写毛笔：陈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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