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正在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对“性骚扰”、“性侵”问题进行了聚焦，对相应的责任主体、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

《民法典（草案）》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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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

对此，记者邀请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葛志浩律师，从实践角度出发，对《民法典（草案）》中第四编人格权编中，有关性骚扰、未成年人遭性侵等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Q1：相较于现行法律，对于性骚扰问题，《民法典（草案）》有何进步之处？

葛志浩律师：这是我国立法第一次对性骚扰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性骚扰”这个问题是民法典草案制定过程中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之前对于“性骚扰”这个行为，更多的是在生活中去提到，仅仅是在2005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但是具体怎么定义性骚扰，遇到了性骚扰应该怎么办，怎么去处置，怎么去防止，怎么去惩罚，都没有具体的规定。

以往受害者遭遇性骚扰，在实践当中，会从两种途径去处理：第一种，相对比较轻的，可能会涉及到《民法总则》中，人格权这块内容中，侵犯他人名誉权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另一种情况呢，就是行为过线了，对他人造成了实际的身体伤害，就会上升到强奸或者是猥亵妇女这个层面，但是问题在于，处于名誉侵权之上，又够不到刑事的范畴，这一个范围内原来是空白的，这样会造成很多受害者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Q2：其中提到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划定这样的范围有何意义？

葛志浩律师：以往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比如，女性在地铁上受到了性骚扰，或者在单位、在学校里被性骚扰了，现有的思维是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光彩”的，这样的理念导致很多的人或者单位不愿意提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最终导致受害者求助无门。

现在的《民法典（草案）》，将机关、学校、单位等责任主体定位上去，其实目的就是明确告诉他们，你们就是一个预处理的责任主主体，有权力和义务去处理这个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解决性骚扰这个现象，谁应该处理、谁有权处理、谁去处理，这样三个问题，这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务实性。

Q3：保护的范围是否有所扩大？

葛志浩律师：对的，此次《民法典（草案）》的规定在描述上，不仅保护妇女的性权利和性自由，对主体还进行泛化处理。这意味着，无论是男的女的，只要是相关的身体权利受到侵害，就属于保护的范围，体现了社会公平。

Q4：如何理解《民法典（草案）》中关于“未成年时遭性侵，18岁后仍可诉”的规定？有何进步之处？

葛志浩律师：在实践中会发现，有些未成年人遭性侵案件，因为未成年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没有相关意识或者没有胆量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最后导致受害人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而等到成年后，再去寻求法律救济，却往往已超过诉讼时效。

为此，《民法典（草案）》总则编草案中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权益进行更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