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歧视问题根深蒂固，由来已久。黑人遭遇暴力执法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甚至司空见惯。关于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民族、性别等诸多不平等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近些年来，有识之士一直都在呼吁：制定新一代的民权法迫在眉睫。而今，白人警察将黑人公民“跪压”致死的画面再度揭开这一残酷真相：歧视与压迫在特朗普时代已愈演愈烈。
制度的改革是否真能改变美国黑人的处境？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暴乱又能对特朗普政府造成多大冲击？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刘卫东
对抗的根源
Q 顾问：弗洛伊德事件应不应该被当作个案来看待？从整体的社会环境来看，发生类似事件有没有必然性？
A 刘卫东：本身确实是个案，但又是众多个案中的一个，这种事早晚会发生，在美国社会也经常发生，只不过有的被披露，有的不被披露，引起的后果也不同，但它反映出一种总体的倾向和必然性。
种族矛盾历来是美国国内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从历史上来看，导致美国国民最大伤亡的南北战争就起于种族矛盾，南北战争造成的伤亡远超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的伤亡总和，足见其复杂性和敏感性。
另外，这起事件和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国内白人至上主义的提升有很大关系，有别于过去历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并不致力于弥合社会分裂，而是堂而皇之取悦于核心选民，其主体就是白人，白人蓝领大概占其选民总量的44%，这批选民的民粹主义倾向很明显，在移民与种族等问题上有非常强烈的反对意见，在核心选民意见和政治正确之间，特朗普的态度模棱两可，导致整个社会更加混乱。
此次事件迅速席卷全美还有多重原因，比如，政府没有及时道歉，在应对抗议的过程中，对白人的个性张扬不加管制，对黑人却采取双重标准，而期间发生的打砸抢就明显动机不纯了，如果没有当下的疫情，大概也不会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
Q 顾问：民权法案（1964年）通过后的几年里，据说美国社会不平等情况有所改善，但随后不久，支持种族隔离与歧视的势力就发动了反击，社会进步停滞不前。此次事件发生后，有参议员呼吁，结构性种族主义影响了美国法律的执行，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
A 刘卫东：结构性改革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因为种族不平等不只是政府政策导致的，其实也有很多客观的原因。比如，黑人最初作为奴隶被绑架到美国本土，相对白人来说，他们属于外来人口，而且一直都是少数族裔，无法在美国政治中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从价值观上来看，黑人跟白人之间也有较大差异，白人通常认为，自由胜过民主和人权，黑人则往往陷入生孩子多、受教育少、经济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开支的恶性循环。
另外，其它种族尤其是民粹主义者认为，政府给予黑人的照顾对其它种族构成了反向歧视，包括在招生和救济等方面的优待。
随着美国社会多元化色彩越来越浓厚，白人选民的比例持续下降，有人预测，到2045年，白人将成为美国少数族裔。因此，尽管从法律层面来看，这两个种族没有多大差别，但实际上，他们的对抗是深刻的。
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法律，而在社会。艾森豪威尔曾经派遣军队护送黑人孩子就读白人学校，但是，这种强制性的做法并不能带来白人和黑人的融合，反而造成白人对黑人更加抵触，也导致白人对政府的抵触。这种做法也与追求机会均等的美国基本价值观相对立，这种价值观的本意是，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与别人同等的结果。
和亚裔不太一样的是，黑人整体上对于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意愿并不那么强烈。因此，那位参议员声称的制度性改革或立法改革更多是一种口号，或者说是在大选中吸引少数族裔选民的手段，实际操作没有多少空间。
暴乱的结果
Q 顾问：令人震惊的还有抗议过程中的打砸抢烧，其中不乏白人民众浑水摸鱼。马丁·路德·金的女儿公开发声：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黑人能不能通过和平示威表达诉求或者改变遭遇暴力执法的现状？
A 刘卫东：少数族裔的游行抗议对政府的施压力度很有限，也不可能对其造成真正的冲击。就算是非常大的规模，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很长时间，也未必会成功，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不仅和平示威的方式不太可能解决问题，现在这种无组织的暴力或骚乱，如果有其正面意义，最多也只是唤起民众对黑人待遇的关注。
Q 顾问：也有媒体提到，非洲裔美国人的新冠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其他族群。新冠死亡率的差异背后存在政策上的歧视问题吗？
A 刘卫东：造成新冠疫情中不同种族死亡率不同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贫富差距，黑人处在收入底层，其居住环境和防护条件也相对更差。因为收入低，黑人在疫情之下还不得不去工作，其暴露的几率也就更大，因为收入低，其接受检测和治疗的可能也更小，这一系列因素导致黑人感染率或死亡率更高。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关于应对疫情政策上存在种族差异的报道，从医院的角度而言，他们可能都会秉持年轻人优先的原则。
防范疫情主要看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黑人本身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收入使其主观上缺乏防范的意愿，他们大多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根据研究，有个奇怪的发现，民主党的选民大多喜欢聚居，而且希望自己的邻居也是民主党支持者，这跟共和党有很大差别，后者更倾向于分散居住，也不在意自己的邻居的政治属性。群居可能也是感染率高的原因。
总而言之，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至于出台明显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政策。
Q 顾问：此次事件发生在特朗普当政时期，而且发生在疫情期间，有没有不同于过去的标志性意义？又会以什么方式结束？
A 刘卫东：种族歧视和疫情并无本质关联，疫情只是激发人们更多的不满和愤懑，弗洛伊德之死跟以往那些因种族歧视导致黑人死亡的事件并没有本质差别，最后的结束方式也会跟过去一样，先是引发骚乱，而后达到高潮，最后平息下来，都会有个过程。
随着打砸抢的升温，更多州和地方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民众会谴责政府不作为，谴责政府对白人警察的庇护，同时也会呼吁抗议者保持冷静，停止在疫情之下大规模的聚集，也呼吁大家停止打砸抢的活动，在民众的怨气大概发泄完之后，加上政府的应对，骚乱会慢慢平息。
Q 顾问：非盟重提1964年非洲各国领导人曾就美国种族歧视问题做出的决议，俄罗斯敦促美方尊重人权，伊朗认为弗洛伊德之死是美国对外政策与当前世界秩序造成的结果。怎么看国际上的这些声音？
A 刘卫东：俄罗斯、伊朗等国的谴责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非洲国家之所以指责，主要是因为受害者同为黑人，这种指责当然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行动。
目前还没有看到西方国家或美国的盟友发出类似指责，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仍是美国的一个国内问题，具体的解决有赖于政治家的智慧，但其难度可想而知，只能尽量不让其频繁发生或上升到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