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二维码,点击“开始投递”,随着智能分类回收箱发出“叽”的一声,机械仓门缓缓向内打开。
27岁的宝山居民小赖把攒了半个多月的纸箱、饮料瓶投进了眼前的这台绿色小箱子里,点击“完成投递”,仓门慢慢合上,机器上的屏幕显示:3.99kg,获得积分479。
小时候,小赖的奶奶把废品卖了之后,就会带她去小店里挑选她最想吃的零食。她经常看到奶奶和挑着扁担的废品回收者讨价还价,一番“博弈”之后,入账一般不超过20元,还留下一些拒收的瓶瓶罐罐。
奶奶告诉小赖,剩下这些都不值钱。那时候,小赖每次喝完饮料都会问奶奶,这个瓶子值钱吗?
27岁的小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像奶奶一样,去卖“废品”,而这一切都源于智能分类回收箱在小区里的出现。
每一次,当她在智能分类回收箱旁,把纸盒、易拉罐踩扁丢入时,除了可以获得积分等收益,她还收获了一种颇为解压的心理感受。
她将这种感受形容为“断舍离”带来的快感。
智能分类回收箱的统计数据显示,小赖目前已累计减少碳排量达到111.36kg。
据小赖介绍,以“爱分类爱回收”为例,在平台上获取100积分=1元,满3000积分后可通过平台提现,平台每月都会统计“环保账单”,并计入小区排名,每次投递都会影响名次。
和小赖比起来,35岁的黄女士不仅自己通过智能回收箱卖废品,还发动全家一起参与。
赚点小钱,一年可以提现百来块。”
黄女士说,她常常被老公吐槽,就像以前“摇铃铃”收废品的人一样,家里任何可回收的都不放过,“连衣服吊牌都不放过”。
在她的带领下,家里的老人也用上了这个新潮的回收方式。他们只需要在机器上输入黄女士的手机号,就可以投递了。
有时候,老人去投递,我在工作时也会收到积分入账的消息。”
黄女士说,有了全家人的参与,她经常在小区排行榜里名列前茅。
“爱分类爱回收”提供的数据显示,使用智能回收箱的用户中,像小赖、黄女士这样,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主动参与可回收垃圾的分类工作,其中40岁以下的占到了35%~40%。
只要不满仓,我更愿意把垃圾卖给智能分类回收箱,比卖给收废品的人更正规,离家也就一两百米,挺方便的。”
一位年轻人说。
作为智能分类回收机的“忠粉”,当然,小赖和黄女士也有头疼的时候。
有时,她们满载一箩筐可回收废品,送到智能分类回收机旁,却发现机器已满,不能投递。这种情况在周末、节假日等投递高峰期经常会遇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年轻人专门在微信小程序上订阅通知,待清理人员清运完之后,再将打包好的可回收物,送往智能分类回收箱。
新潮的模式下,居民们投进智能回收机器里的垃圾,都去哪儿了呢?
乾泽园一期的柜子满仓了!”
6月30日下午3点半,陈师傅看到手机上弹出了提示,提醒他该去清理满仓的智能分类回收箱了。
陈师傅“接单”后,骑着电瓶车赶往乾泽园一期,将智能分类回收箱里“满载”的清运袋拿出,再将空的清运袋换进机器里,让回收箱重新恢复“吞吐生命力”。
每天,陈师傅来回穿梭在宝山区上大路周边十几个小区,从后台接到通知到完成清运,基本只需要10-20分钟的时间。
“我只负责把垃圾拿出来换个空袋子,所以速度比较快。”因为陈师傅这样清运人员的及时介入,大大缓解了“满仓”等尴尬状况的出现。
陈师傅是负责换清运袋的人,朱师傅则是负责清运的人。
与陈师傅一样,朱师傅接到手机推送的“任务清单”,会显示小区的名字、地址以及已满仓时间,“我基本2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垃圾运出小区,等我这辆面包车装满了,我就把它运往中转站。”
陈师傅和朱师傅搭档,“包干”了上大路周边十几个小区的20多台智能分类回收箱,看着数量不大,但每天处理的垃圾数量却十分惊人。
朱师傅算一笔账,面包车每一次大概可以装20个满载的清运袋,每个清运袋平均是20kg左右,他每天基本要运送6-7车。
也就是说,这十几个小区每天通过智能分类回收箱处理的可回收物就达到了2.4吨-2.8吨,要是遇上周末、假期、购物节,数量还要增加大概1.5倍。
朱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满车的可回收物,送往锦秋路上的中转站,全称是“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两网融合中转站”。
在这里,每一个绿色大麻袋都会经历称重、入库扫码、出库扫码这一系列流程。
出库前,工作人员会为它们逐一贴上“二维码”,至此它们便有了独一无二的身份。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绿色大麻袋被运到这里。
这些有了“身份证”的绿色大麻袋不会在中转站停留过久,很快就会被一辆中型集卡运走,送往垃圾处理中心,也就是业内俗称的“大仓”。
据朱师傅介绍,“爱分类爱回收”在宝山罗店和杨浦民星路上各有一个垃圾处理中心,两个垃圾处理中心日均处理量分别可达230吨。
近日,记者来到了杨浦区民星路上这处占地近5400平方米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辆满载的中型集卡从各地中转站将智能分类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运送至此,车辆进厂、出厂需要登记、称重,以计算每车货物的重量。
走进厂房,虽然堆满了各式垃圾,却没有想象中的杂乱和异味,取而代之的是各司其职的精细化作业。
垃圾到达操作间之后,会有叉车将垃圾运到传送带附近,然后由工人将每个清运袋打开,把垃圾投放到大坑中,由传送带运输到分拣的流水线工作台上。
工作台距离地面5米左右,下方是25个不同品类的坑位:衣服、纸板、硬塑料、塑料瓶(PET瓶)、大号塑料瓶(HDPE)……各式各样的可回收物被分门别类地堆放着,流水线上的工人每人负责1~2个坑位,将操作台上不同的垃圾分拣出来,投入到对应的坑位里。
除了可回收物之外,难以避免的会出现居民错投错放的其他垃圾,或是再利用价值很低的垃圾。这一部分就会顺着流水作业台“走到最后”,落进一个单独的回收大桶,最后按照干垃圾处理方法进行处理,这一部分的垃圾约占总回收量的1.5%-2%。
一位操作工人说,操作台上的每个坑位顺序也都是有讲究的,并不是简单的排序。经过反复尝试,工人会先挑体积大的和占比多的品类。
先把上面大的东西拿掉后,下面小的东西才能拿出来。先把最多的拿掉,然后再慢慢挑后面的。”
分拣中心运营主管颜崇雷说,衣服和纸板占比最大,衣服占20~30%左右,纸板也能达到30%左右,因此,排在最前面的两个坑位就是衣服和纸板。
在垃圾处理操作间,有一台压缩打包机器,记者亲眼见到一大堆纸箱被机器压缩成一个纸箱的大小。
颜崇雷介绍,所有分拣好的垃圾在这块区域打包压块后,会送到隔壁的成品仓库暂存。
成品仓库用于堆放处理过的的可回收物,在这里,报纸、纸箱、牛奶盒、废铜烂铁、塑料罐等,任何你能想象的可回收物都被打包压缩成高低不等的大立方块。
现在出厂的,是我们通过热处理或者冷处理的工艺压缩的纸盒,下游企业会找我们收这些可回收物做原材料,降级利用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链。”
颜崇雷指着一辆驶出厂区的货运车说,每天打包压缩成大方块的可回收物被分门别类地运出厂区,运向不同的下游企业:废纸运向了纸厂,可以循环成再生纸;织物运向了出口公司、地毯公司、再生棉公司;金属制品运向了铝厂、钢厂、铁厂......
考虑到可回收物总是以原材料的方式被利用,为了提高市民们对于再生利用的参与感,不少智能回收企业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再生利用产品,向用户展示,甚至送给用户:比如,一个洗发水瓶可以做8个环保袋、4个塑料瓶就能做成伞面......
看到资源再利用的东西变成了实物,用户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付出。”
“爱分类爱回收”的CEO陈静晔说,从居民投递到进入回收处理的终点站,最快只需要一天时间,互联网和大数据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7月6日,在“爱分类爱回收”的公司所在地,一块屏幕正显示着杨浦区的回收数据。
屏幕地图上有1126个网点忽明忽暗,每当有居民投递一次,屏幕上就会立刻跳出投递点和投递重量等信息。
截至12点30分,当天已有产生4275次投递,共计11512kg的投递量。跳动的数字和符号,便是这场“垃圾生意”参与者们投放的可回收物。
通过数据运营,公司可以了解用户的投递行为,进而依靠大数据去实现清运问题的“最优解”。
天眼查提供的数据显示,有超过2600家企业与“智能垃圾分类”相关。
在上海范围内,“爱分类爱回收”、“小松鼠”、“猫先生”、“阿拉环保”等一批企业在各个区投放机器,抢占可回收市场。
虽然模式上有一定区别,但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废玻璃、废泡沫、废纺织品、废木料、织物等低价值可回收垃圾的出路问题。
以往,以“摇铃铃”为标志的个体“收废大军”,往往只回收高价值的纸板箱、报纸等可回收物,但对废玻璃、废泡沫、废纺织品、废木料、织物等再生利用价值较小的废品,更多选择拒收。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可回收垃圾的品类分得越细,后期售价就越高。
但是,仅仅是塑料一个种类就能细分出三四十种品类。如何安排分类,具体分到多细,从哪个步骤开始分类,成了“垃圾生意”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对此,不同企业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为了节省后续分拣成本,“小松鼠”和“阿拉环保”让居民分品类进行投递,相应的回收价格也一目了然。
考虑到机器占地大小、用户便利程度以及运输成本等问题,“爱分类爱回收”选择了不需要前端分类,用户可将8大类可回收垃圾混投进回收箱。
不同的分类模式,对应着不同的分类价格。
记者走访了解到,“爱分类爱回收”的纸类、塑料、金属类可回收物的回收价钱为1.2元/kg,织物及其他可回收物为0.5元/kg。
另一家经营同类生意的“小松鼠”的回收价格则根据六种门类细分:金属0.3元/kg,纺织物0.15元/kg,塑料0.3元/kg,纸类0.4元/kg,饮料瓶0.02元/个,玻璃瓶则作为公益回收。
“阿拉环保”分为四类,废旧衣物和纸张分别为0.2元/kg、0.7元/kg,饮料瓶和电子废弃物分别为0.03元/个、0.05元/kg。
一位业内人士直言,提升可回收垃圾的“纯度”和“价值”,是这场“垃圾生意”能否可持续的关键,此外还需要一定的规模效应:
规模一定要有,没有规模,你前面的硬件投入便没办法分担,也就没有办法形成闭环。”
以“爱分类爱回收”为例,目前该企业在上海铺设了近3000台智能回收机,主要是以杨浦、宝山和浦东三个区作为试点模型,每天收集可回收物超230吨。虽然这个规模看起来还可以,但距离完全收回硬件成本,形成真正的循环大闭环,还有一定距离。
归根结底,智能回收生意市场化模式的核心是能否盈利,这种模式的盈利点在哪,成本又该如何降低,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陈红敏认为,从长远看,这类提供智能分类回收服务的企业能否盈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模式能走多远。
在陈红敏看来,在现有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下,如纸板箱、报纸等高价值的可回收物,原本就不缺人收,而类似企业的入局,更应当解决的是对废玻璃、废泡沫、废纺织品、废木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回收问题。
企业要清楚自己所替代的是原有的拾荒者及其背后的回收网络,还是有其他的功能延伸和价值创造?”
陈红敏认为,如果无法厘清这个问题,这种模式想要走远仍有一定难度。
她同时对垃圾分类市场化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目前,很多可回收物的再利用过程是有污染的,很多地方的可回收物都是异地处置,对可回收物的最终流向缺少真正的监管。”
她认为,目前看来资源化再利用产品也需要加强信息透明化,以进一步推动政策加持,“比如推动对某些产品中再生资源使用比例的规定等,甚至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联系起来,以促进回收和再利用的有效循环。”
另一位业内认识也直言,如果不能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很有可能烧钱过后,就会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
该人士表示,纵观目前的智能分类回收行业,不少企业采取与各地政府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在某一区域打开市场,但劣势恰恰也在于这种模式往往只是集中在某一地区,很难实现跨区域发展的规模效应。
此外,对于场景开拓而言,目前智能分类回收更多集中在社区、学校,商超、办公楼宇、产业园区等依然推广很慢。
在他看来,智能回收生意的前景很光明,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