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在美留学生面临的困境引起国内的关注。

尽管特朗普为重开经济对留学生变相的驱逐令已经在美国各大高校的诉讼面前不战而败，但是，留学生的处境以及更多领域海外中国人的处境依然存在变数。

如果说小规模的撤侨可以通过《红海行动》式的壮举得以实现，那么，每年大量且日益增长的中国人在海外的安全和利益又当如何维护？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中国海外利益是最近20年凸显的概念

Q 顾问：今昔对比，我们的海外利益从性质和数量上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A王逸舟：海外利益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过去一直都存在的现象。它是新世纪以来逐渐凸显、被抬上议程的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哪有什么海外利益！如果说有，最大的利益就是跟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抗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支持他们赢得独立解放，这跟今天讲的海外利益大相径庭。

即便是在新世纪之前，也只有微不足道的海外利益，比如说跟华人华侨建立更多的联系，让他们安心回乡回国投资建厂，成为当时海外维护的内容。在整个世界版图中，中国的海外力量曾经相当边缘。

而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角色，大量的海外利益在扩展，而且在国际社会中的扩展速度是最快的。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油轮、货轮、商轮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运输和载客，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在世界各地学习先进的知识，中国留学生已经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成亿的中国游客到世界各地游览，甚至在当地购买房产。

Q 顾问：这么多游客、留学生、劳工、船队，怎么来梳理其中的利益层次？

A王逸舟：简单概括就是人财物产供销。

首先是人，现在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本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口号自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10来年被提上了对外工作的中心位置。我初涉国际关系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的外交工作给人印象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事情，但是，现在中央以及政府各涉外部门都把人作为海外利益维护的中心，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领事保护。

第二就是财，我们现在有6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这6万亿美元资产中，有15000多亿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债券，放在美国财政部、华尔街。怎么让它保值，而不是亏损，更不是被人下套？这是重要的课题。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很多优惠的贷款也是天文数字，这些都是海外重大利益保护中的财。

而所谓的物就是海外的基础设施、船队、太空船、科考站、雪龙号、蛟龙号，这些都是新时代研发的中国资产。从产业链、供应链、销售链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全球航线的主要运载者、日常产品的主要销售国，我们在海外的利益日渐庞大、丰富、成熟，用地质学上形容化石的术语来说叫作层化，呈现出叠加和多元的层次，这种错综的分布也需要我们用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海外利益维护的问题。

维护海外利益到底需要多少军事力量？

Q 顾问：“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征途中，会经过战火纷飞的地区，会通过海盗猖獗的海域，难道每趟行程都需要军队护送吗？

A王逸舟：这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派出了越来越多的维和部队和护航舰队，在湄公河流域巡逻的特警也越来越多。当然，与此同时，有人会说，美国在全球有600多个军事基地，中国只有一个（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追上美国？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好好琢磨。

我们可能再过几十年、几百年都达不到美国在全球军事基地的规模，但是，细想一下，这个时代非得靠军事基地才能保护船队和公民的安全吗？照这么说来，北欧那些小国怎么办？日本和韩国怎么办？德国在海外基本上没有建筑，更谈不上军事基地，但是，它的海外利益和全球贸易不一样发展得很好吗！

美国动不动就挥舞军事威胁或经济制裁大棒的做法在国际上是个特例，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在海外利益保护方面注重的是共建安全。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共商、共建、共享。安全应该互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国现在的特色是，一方面建设更多的使领馆、签证处、驻外办事机构，能够在出事的时候及时跟当地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联络，我们海外使领馆的建设（包括馆舍的更新、设备的更换、功能的增加）这些年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虽然武装力量、军事基地还远远达不到像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能力，但是，中国特色就是我们不主要依靠武力来保护我们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而是更多通过外交手段、和平方式、商务办法来维护。

什么叫商务的办法？比如我们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建设港口码头医院学校道路等等基础设施，他们看到中国人来了，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与此同时，假如中国兄弟在近海遇到海盗，在工地遇到军阀，在当地遇到劫匪或恐怖分子，他们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保护？

我曾经跟一位驻外的武官聊起这件事，他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和那些能帮助我们的军队和警察交朋友，我们给他们提供装备和训练，在中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出手。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动不动就派特种部队潜入人家国内，或者动用无人机直接把人家房舍炸毁，我们借助所在国的国家机器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因为他们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熟悉当地的地形，而且又有法律的基础。巴基斯坦就组织了几万名当地的军人、警察和保安，给中巴经济走廊提供安全保护。这些是我们过去这些年尝试下来行之有效的办法。

海外资产的保护难题不只在中美之间

Q 顾问：几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中，放在美国的金融资产就有1万多亿，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如何保证这些资产的安全？

A王逸舟：金融问题很复杂，它有很巧妙的设计，行话叫作“庞氏骗局”，它可能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空手套白狼让你陷进去。说实话，中国在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过去我们金融的资产确实有过被人暗算的情况。但之所以仍在购买和保留美国的国债、华尔街的债券，是因为这么做对我们是有利的，不管是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还是从纯粹金融角度来看，都能获利。

美国人出售的国债和债券仍是世界各国中最有吸引力的，不光是中国在买，日本、德国、欧洲其它国家，以及中美洲那些小而富的国家都对美国的债券趋之若鹜。如何让巨额的资产保值，需要专业精细的操盘经营，需要复杂的计算方式，不像我们打击海盗、撤侨，金融利益的维护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中国海外资产的风险不仅仅在金融领域，也不仅仅在中美之间，比如说，中国和非洲大陆有很好的双边经贸往来，随着疫情的影响上升，加上一些国家本身还贷能力的欠缺，不少非洲兄弟就提出能不能减免债务或延迟偿付。尽管在过去我们也曾为亚非拉国家做出牺牲，但现在这个时代讲的是互利共赢，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如何处理几百亿几千亿的债务，如何在自己不受损的同时也让别人能够承受，这个海外利益维护的责任和难题应当由大家一起来分担。

Q 顾问：有限的外交资源无法兼顾大大小小的难题，普通人如何维护自身合法的海外利益？

A王逸舟：前几年我到非洲去，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一些沿海省市的地方政府的外事部门和经贸部门在不违背中央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自己想方设法创设了很多机制。浙江的外事干部向我介绍他们如何维护海外利益的经验，比方说温州的铁厂、义乌的小商人在中东遇到麻烦，他们不可能寄希望于《红海行动》中的维和部队，于是就通过省级单位来处理问题。

山东的电力公司在邻国有海外业务，他们就跟当地建立伙伴关系，跟当地的律师和乡绅建立合作，这就体现出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的智慧和力量。

关于公民个体的保护，我也曾和北欧国家的专门负责领事保护的外交官探讨，他们认为，政府不能包办一切，公民首先要自律。如果你在海外知法犯法，出了事就找政府来摆平，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事实上，从你买机票的那一刻开始，就应该为自己的安全做好各种调研，作为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就应该知道在当地需要缴多少税，雇佣多大比例的当地劳工。

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维护新时期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不仅是国家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