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的高温黄色预警一个接一个
但有一件事却比这天气还热
那就是“四史”学习教育
“四史”是指：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四史”？
“四史”内容各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史”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并同学习“四史”结合起来。
今天
小编就为大家讲述一个“四史”小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我们唐镇人哦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年代
那些唐镇先辈们的故事吧
实业大家张文魁
张文魁（1904—1967），浦东小湾村3队人，幼时在川沙城里川沙两等小学堂读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后不久，学校在黄炎培（校长）、张志鹤（副校长）等一批教育先躯的倡导下，一改死读书、读死书的陋习，教学注重实用。学校以“并重德育、智育，而归本于忠爱”为办学宗旨，在“废读经增实科”的要求下，开设了国文、算术、英语、音乐、美术、体育等新学科。黄、张两人除亲自授课外，还请来了后来被公认为算学专家的嘉定秦蘅江先生为首席教员。在这股学界清风的推动下，川沙周围有条件的家长纷纷将子弟送到该校求学。小湾地处川沙城北，虽相隔十里之遥，张文魁父母还是将他送到这所新型的学堂。
学徒起家
民国初期，浦东农村较为开明人家的子女长成后，不再局限于将自己的子女，特别是儿子拴在自有的几亩土地上，有的去学生意，有的升学。张文魁高小毕业后，经人介绍去了上海恒义升百货店当学徒。凭着他的聪明活络和良好的学校教育，他逐渐摸透了生意场上的诀窍，不久便脱离该店自立门户，独自经营百货业。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张将商店搬到广东路石路（即福建路）东首闹市地区，改业经销袜衫。此时正是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他利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契机，大做广告，恒义升袜衫因之名噪一时，店业大盛。之后，又在天津、青岛、重庆、杭州、成都等地设立恒义升分店，同时又创办了民生鞋带厂、恒义升鞋料五金店、中原皮件店。1939年还在上海设立总管理处，成为一家经营丝线髻网、线网手套、五金鞋料、衫袜等日用百货的综合连锁店。恒义升早在 1928 年就在国民政府注册局注册，领到的是第50号执照，可见恒义升在当时已颇具规模。1939年，还创办勤益造纸厂，后因资金周转困难，于第二年盘于他人。
一个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年轻人，能得心应手地操纵一个较为庞大的商业机构，并在运作过程中不断扩展自身，足见作张文魁为商人的精明已不可忽视。他在经营恒义升的同时，还合股参与宁波商人陈万运等创办的“三友实业社”。三友实业社是以生产“三角”牌毛巾与日商“铁锚”牌毛巾抗衡，并最终将其赶出中国市场的民族企业，日本侵略者对此恨之入骨，百般挑衅，由此引发了轰动上海的“日僧事件”并最终导致“一·二八”事变。
1942年，针对国内针织用纱大多使用日纱的状况，张文魁联合鸿兴、同兴、景伦、景福等几家针织内衣厂和衫袜厂，集体成立了“国华工业投资公司”，准备办一家针织用纱专纺厂以取代日纱，用华商纱厂自产的纱线织成的针织品才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当时这些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热情可见一斑。
善办公益
张文魁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恒义升袜衫厂中组建职工足球队，旨在融洽劳资关系和增强职工体质。恒义升足球队和永安公司足球队都是当时沪上著名的职工球队，每逢比赛均获胜。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张文魁又积极投身精武体育事业。精武体育会是有同盟会骨干陈其美和武术界人士农劲荪、霍元甲等发起创立的，中山先生曾书赠“尚武精神”四字，武坛前辈霍元甲曾亲自传教。1947年春，张文魁任精武体育会会长期间，与常务理事徐致一等九人成立精武摔跤团务委员会，建摔角房，培养摔角人才。1947年12月，在市体育馆举行的京沪摔角比赛中，九对选手对阵，精武团获得五胜二平二负的战绩，摔角手周士彬在与名振四海的摔角老将常东升对阵中，第一回合就将对手摔倒，精武摔角团就此一鸣惊人。
张文魁经商取得成功后，还积极从事社会与政治活动：1936年，张当选为上海市商会候补执委；1946 年为商会理事；1946年12月，为上海百货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同时又是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理事。1948年，张文魁与具有国民党党务背景的陆容庵竞选川沙县国大代表，黯然落选。
■ 川沙魁星阁杭城创业
在杭州拱墅区拱宸桥一带，是杭州著名的纺织工业带，其中的“杭州一棉有限公司”是一家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老厂，被称为“当时国人自办的最大的纱厂，浙江最早的民族工业，杭州近代民族轻纺工业创建、发展史的历史见证”。
为了避开日商阿部洋行及摆脱日伪对棉花原料的控制，纱厂采用化整为零的办法，从总厂分出员工、设备在周边地区开设多家分厂。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美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国进口原棉，全国纺织工业开始恢复生产。此时的杭州第一纱厂重新调整资本，将原先搬出去的部分设备又搬了回来，生产力得以扩大，至1947年，已拥有二万枚纱绽和1500余名职工，并有粗纺、细纺、准备、织布、色染等五、六个车间，日产棉纱20件（8000磅）、毛巾500多打、床毯500余条、细布300多疋。但由于建厂早，机器设备陈旧，一半是1897年前后从英、美引进，另一半也使用了20余年。因此，纺出的棉纱最高仅23支。又因当时通货膨胀，棉花资源奇缺，开工率很低。此时，美棉、日棉倾销市场，更有国内官僚资本的垄断，投机商的囤积居奇，市场秩序混乱，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物价一日数涨，使张经营的纱厂十分艰难。1948年，不少民族企业向香港、台湾和海外转移，张文魁也在此时先去香港，旋赴巴西创办面粉业，结束了他在国内的实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