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十一小长假，你有带孩子去看电影吗？要说今年国庆档，最火的就是《我和我的家乡》。

来听他讲述关于这所学校的故事：

老校长邵烈明：我到30岁都没谈恋爱，一心想读书读出去

邵烈明是富文乡富文村人，富文乡8000余人口，几十年来仅靠务农为生。

他的家离富文乡中心小学只有200米路。这所始建于1956年的乡村小学，最早只是一层的泥房，旁边一间草庵则是老师的住所。

“我这一代人，乡里靠读书读出来的，一只手也数得出来。”讲起几十年前的求学经历，邵烈明总会这么说，靠读书“出山”是一件难事。

1973年，高中毕业的他已算是乡里的高学历，因为生产队里忙，他和七个姐弟既要帮父母干农活，又要参与到六联大毛岭水库建设中去。少年时代，邵烈明的记忆里总是筋疲力尽的，汗水浸湿衣衫，难得的空隙，他喜欢捧着书。父亲说，“不管怎么样，读书读着总是有用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邵烈明和哥哥经过摸底考试，参加了统考，邵烈明刚刚过线，哥哥落榜。20岁这年，邵烈明连县城都没去过，哥哥带着他一起去参加体检。

邵烈明印象深刻，“那时候到千岛湖镇上，一天就一班客车，我们起了个大早，一路上我心砰砰直跳。太紧张了，心跳过快，体检不合格。回家的客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俩一直走到天黑。”

山间吹来的凉风习习，邵烈明坐在家门口石坎上，沉默了一个晚上。看着一个个每天在田间辛苦劳作的身影，大山里的农民们即便这样仍然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要翻山去隔壁村借番薯吃，邵烈明暗自下决心：要读书，走出去。

1978年2月，富文乡小学请他到学校里代课教书，邵烈明边讲课边复习高考。

20出头的大小伙子、高中文化的代课老师，农村里急着给他介绍对象，邵烈明都婉拒了。“我说我还没有正式工作呀，我就觉得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总想一定要考出去，要变成居民户口，要有正式工作。”

他边代课边复习，连考了三年，直到1982年他以全县第2名的成绩考进浙江省严州师范学校民师班。1984年后，他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回到富文乡小学任教，两年后任教导主任，又一年后任校长。

农村孩子要经历2-3所学校才能小学毕业

富文乡下辖10个行政村，80多个自然村，路途远，全乡生源顶峰时期有1000多个，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教育硬件、师资力量的不足。

邵烈明回来时一人教两个班的数学、语文，兼一个毕业班班主任，还兼着一个尖子班的常识课。

“那时候整个乡有20多所学校，分为完小、村小及规模最大的中心小学。一个小孩，小学阶段至少要经历两到三所学校，才能毕业。”邵烈明进一步解释说，“中低年级时在完小，中高年级则在村小、中心小学。因为小孩年纪小，只好在村里完小读低年级，完小是没有高年级的，所以三四年级以后就要换学校了。”

“那时候，教室有限，老师也很辛苦，一个人要教两三个年级，叫做‘复式班’。比方说在同一间教室，一年级教20分钟，然后写作业，再教二年级、三年级......”

邵烈明记忆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乡村老师吃的是“百家饭”。村里的小学没有后勤保障，老师只能到学生家吃口热饭。“有位老师住在千岛湖镇上，每天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村里教书，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上那家吃饭。”邵烈明说的这段往事，在现在看来有趣，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是乡村教育面临的窘境。

1983年富文乡中心小学旧址

往后很多年，不少小规模乡村小学因生源实在太少，陆续被撤除、合并到中心小学。这也正是电影中《最后一课》单元里范老师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的故事背景......

乡村学校焕发勃勃生机，成为网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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