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孤”，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词汇了，这一群体指的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遗弃在中国东北、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遗孤陆续回到故土日本，而中国养父母的心也一直牵挂着回到故乡的孩子们。遗憾的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一别即是永远，很多养父母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

对于青年导演鹏飞而言，其执导的电影《又见奈良》，正是想要弥补这些养父母的些许遗憾。

这部由河濑直美、贾樟柯监制，鹏飞编剧执导，吴彦姝、英泽、国村隼、永濑正敏等主演的剧情片《又见奈良》今日起正式在全国上映。

这段时间跨度长达60年、又跨越了血缘与山河的寻亲之旅，不仅让观众了解到日本遗孤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局，同样也抚慰了游子的思乡之情和父母对孩子的挂念之情。 

1945年，日本战败后，陈慧明（吴彦姝 饰）收养了一位日本遗孤，取名为陈丽华。1994年，丽华返回日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并与陈慧明保持书信联系近十年。而故事发生的2005年，已经年近八十的陈慧明久久没有收到养女丽华的回信，忍不住思念，远赴日本奈良，在二代遗孤小泽（英泽 饰）和退休警察一雄（国村隼 饰）的帮助下踏上漫漫寻人之旅。异国他乡寥寥线索，养女的下落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又见奈良》虽然聚焦于战后遗孤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影片的风格却并不哀伤，处处能看到让人会心一笑的小细节，比如陈奶奶在日本肉店里想要买肉，但语言不通，结果灵机一动用模仿动物的叫声来跟店主交流，让观众捧腹。

“我并不希望把这个题材拍得很沉重，我更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来体现中国母亲的坚强与伟大，也能够有一些对战争的反思。”被问及创作初衷时，导演鹏飞如是说。

在接受专访时，鹏飞还对演员的选角大爆料。他透露当时在选日本演员时，日方团队曾经提供的演员列表里有三浦友和、小林薰等中国观众更为熟悉的演员，但他希望退休警察这个角色更有反差感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像好人，于是就邀请了经常在日剧日影里出演反派的国村隼来出演警察这个角色。

导演对谈：

晨报记者：你一开始写剧本时是怎么想到日本遗孤这个话题的？

鹏飞：我想拍一个反战题材的电影，因为是给你两个星期的时间让你想一个故事，所以我回去就马上打电话给我认识的正在日本留学或者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他们跟我说的是关于留学生、关于爱情、关于创业的故事，我觉得都不是我特别想要的，突然遗孤这个事情就在我脑海里蹦出来了。

然后我就开始网上搜索，看了相关书、视频，还有NHK和CCTV拍的《大地之子》我都看了。当然我还是要提供一个明确的故事，所以我在其中一本书里看到，有采访当时的养父母，记者会问他们你们的愿望是什么，然后他们回答想去日本看看他们的孩子，如果找不到的话，至少能看看孩子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因为经济、签证、体力等原因，很少最后真的能去日本的。

那些遗孤回到日本之后，很多人的想法是我先过去，然后我把你们再接过来，因为那时候日本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没想到这些人回去之后不是那么顺利，据我所知大部分人都没有找到亲人，也迟迟没有办法获得正式身份，也就没有办法让养父母过去找他们了，所以我希望用电影圆他们一个梦。 

晨报记者：在筹备时你有跟很多日本遗孤二代、三代聊天，他们在日本的生活怎么样？

鹏飞：战争的伤痛会持续很久，甚至是到第四代。有些第三代他们过去之后，你想一代在九几年过去，他们大概是50岁左右，再加上他们是从农村过去的，结婚又早生孩子早，所以他们都当爷爷了。所以三代有可能是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选择，只能跟家里人走，对他们来说是很被动的。

你知道日本学校霸凌一直都挺严重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去日本之后，在学校里会被孤立。我们有一个翻译老师，他算是三代遗孤，10岁去那边上小学，他就跟我说，当时他跟他妈妈在地铁上都不敢说中文，因为你要说外国人的话，日本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日本学校有便当文化，一打开其他同学们的便当都特别好看，他打开来是西红柿或者韭菜盒子，不是说这些不好，他们也不会骂你，就会觉得你不一样。

晨报记者：电影里有两位真实的遗孤来参演，一个是唱京剧的阿姨，还有一个是开吊车的大叔，你邀请他们来参演电影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心情呢？

鹏飞：因为我们都很熟了，老去他们家，包酸菜饺子给我吃，她女儿也是帮我们翻译的。他们可能演的时候有点紧张，就在那一直背台词，然后我觉得他们心里边是暖的，因为有人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尤其是唱京剧的大姐特别认真，一遍一遍地唱，现场排演时就唱得特别卖力，我还跟她说您别唱了，别待会开拍的时候嗓子都哑了，就没法唱了。

晨报记者：戏里吴彦姝和国村隼两位老戏骨有很多有趣的对手戏，包括两人一起交换孩子照片的那场戏，有种幽默感，他们是自行发挥的多还是都是你的规定动作？

鹏飞：即兴发挥的就是那场交换照片的戏，因为我就简单写了故事：两个人语言不通，然后就交换照片，加上制作小旗子，然后我就拍了。两个人就开始慢慢地演，这个人还戴上眼镜看，那个人也得戴眼镜看，然后照片又交换回来，这些细节我都没管他们，包括戴眼镜这些动作我都没写。两个老戏骨在飙戏这种感觉，我看着很开心，拍了一遍一条过，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再来一遍就不好，没有这个效果了。

晨报记者：电影里还有一段奶奶默默地吃着养女曾经工作过店铺的甜甜圈戏，让人印象很深刻，拍这场戏也是一遍过吗？

鹏飞：那场拍了几遍，因为一开始奶奶其实情绪还挺融进去的，她哭了，一边哭一边吃，我其实不好意思打断，就留着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已经有默契了，奶奶哭完之后就说，对不起导演我是不是情绪重了，我说是。她说等会我眼泪收一收，再来一个不苦的。最后我也选了不哭的，因为不想那么沉重。

我觉得眼泪不要那么早出来，因为奶奶她经历过这么多事，养大了日本孩子还放她回去，你说这得多伟大的爱，所以我觉得奶奶是个坚强的人，到了日本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这么容易哭起来。

晨报记者：国村隼饰演的角色一雄，妻子去世，女儿不在身边，这位独居老人也一直在等待着女儿的信，感觉是一条对应奶奶的暗线，你在设计这个角色时是怎么考虑的？

鹏飞：在我体验生活呆的时间最长的村子里，基本上白天就看不见人，我就很奇怪，后来我发现晚上时不时有车直接开回家，然后老人都在家里呆着，也不太出来。

我就跟我同事交流，他说日本老人都很孤独。后来我翻阅历史材料，了解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巅峰时期，所有人都疯狂工作，比如日本的丰田汽车甚至直逼美国福特汽车在世界上的霸权。

当时美国人做了一个调查，福特公司的旷工率是30%，就是30%的人都有过请假经历，而日本是零，你说这得多疯狂，一心发展自己的国家，无论什么岗位他们都沉浸在这种工作中，他们的生活圈朋友圈就是他们的工作圈。有一天他们退休了，他们圈子就没有了。他们忘我工作，幻想将来国家有好的福利制度来照顾你，忽略了家庭和孩子，结果日本经济泡沫化之后，没有那么好的福利，反而和孩子的距离也会变长，导致日本老龄化、社会孤独死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国村隼的角色代表着这些人。

晨报记者：和吴彦姝、英泽、国村隼、永濑正敏这几位演员合作，有什么感受？ 

鹏飞：国村隼是老戏骨，在日本很有名，我就想让这么一个不像好人的人做了件好事，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动人。他也没有什么架子，现场就说我来了你就拍，随便拍，你想拍什么我都配合你。

奶奶也有反差，我不想塑造一个比较苦的形象，我希望奶奶漂亮起来，可爱起来，灵动起来，吴彦姝老师就是最佳选择。她非常独立，头脑非常清醒，拍戏不会说我八十几岁你要照顾我，完全不会倚老卖老，而是会鼓励我们年轻人。英泽是我一直合作的演员，两个人都在变得更成熟，更有默契，她也知道我喜欢的方式。

给我很多的惊喜是永濑正敏老师，他在里面演一个聋哑人，因为在战争的时候从中国逃回来的时候失聪了，他特别敬业，非常稳。

他的戏份其实只有一天半，但他在来剧组的前三天就已经开始戴着一个降噪耳机，营造聋哑人的世界，不说话，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就发短信交流。拍戏那天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也是用笔来交流。到了第二天拍摄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用写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和意思，比如他会写觉得自己演得不是很好，可以再来一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