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与上海有缘,他生命中的最后九年(1927年—1936年)就是在上海虹口度过的。今年的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晨报记者采访了三位专家,请他们分别解读:鲁迅当年最终为何决定留在魔都?鲁迅在上海九年定居生活的第一个家在哪里?鲁迅一生中的最后一所住处又在哪里?
嘉宾介绍:施晓燕,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现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副研究馆员,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及近现代史研究工作。
晨报:共和旅馆对于鲁迅意味着什么?
施晓燕:1927年10月3日下午,鲁迅来到上海,和许广平下榻于共和旅馆,这是鲁迅生命中最后九年定居上海的起点。
然而,当时共和旅馆只是鲁迅旅途中一个短暂的歇脚处, 鲁迅在此处停下来选择自己将要去哪里。短短五天之内, 鲁迅接待了师友弟子、工作对象,处理了大量事务,并改变了原本离开上海的打算,决定正式定居“魔都”。
晨报:鲁迅为什么会在五天内改变主意,决定可定居上海?
施晓燕:这五天里,鲁迅与这些友人的交往说明他一开始未必打算在上海久住,但最后仍下决心在上海定居,原因何在?通过研究鲁迅会客、饮宴、书信往来等,对此做观察和分析,我在《鲁迅在上海的居住和饮食》(2021年6月出版)一书中给出了答案:鲁迅留在上海,可以跟兄弟比邻而居,亲密的朋友都离自己不远,左翼文化人活跃,城市里与文化相关的产业欣欣向荣,还拥有全中国最大的日本书店,饮食上也能满足口味。这样的氛围对鲁迅来说,非常适合定居,而共和旅馆的五天,就是让鲁迅敏锐地觉察到了以上这一系列因素,从而使他决定可定居上海。
晨报:按照你的研究,共和旅馆在当时的大致情况是什么样的?
施晓燕:根据上海总商会月报部1927年编辑发行的《上海工商业汇编》资料,“上海共和旅馆:kong woo hotel,居住旅客,包运行李,代定各埠轮船舱位船票。爱多亚路三洋 泾桥东首”,它位于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长耕里内 ,长耕里夹杂在今江西中路、四川中路、延安东路之间。
郁慕侠的《上海鳞爪》中说,“租界上的小客栈,以爱多亚路、民国路、满庭坊三处最多”,显然爱多亚路客栈云集已经名声在外,所以鲁迅选择这一带并找了一家落脚是可以理解的。凌月麟描述共和旅馆时认为:“它的前身是泰安栈,约一九二五年或二六年才改名共和旅馆,老板是广东人。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鲁迅日记》中所载的‘ 泰安栈’,即为共和旅馆。”但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为1927年的《上海工商业汇编》同样记有泰安栈,“泰安栈,民国路二五六号,副业船票”,民国路即如今的人民路 ,《鲁迅日记》中的“泰安栈”很有可能是人民路上的这家。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海指南》中有泰安栈, 在爱多亚路长耕里689号,但现无法得知这个地点与后来的共和旅馆是不是同一个,也找不到共和旅馆前身为泰安栈的出处。
所以现能确定的就是,共和旅馆位于爱多亚路,到外滩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它周边有多家轮船公司,因此这是一个靠近码头的旅馆,并能为旅客代订船票、包运行李,可供暂时落脚的居所。
晨报:关于共和旅馆资料照片目前非常稀少,那么,鲁迅在共和旅馆居住期间,有哪些人去拜访了他?这些拜访有没有人留下文字记录?
施晓燕:鲁迅在共和旅馆只住了五天。关于这家旅馆,其实没有太多的资料,倒是鲁迅的友人在回忆录里留下了对这个处所的只言片语。鲁迅在共和旅馆居住期间,有很多人来访,记录在他日记里的就有周建人、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李小峰、蔡漱六、许钦文、章锡箴、夏丐尊、赵景深、张梓生、陶元庆、吕云章、陆锦琴。
这么多人去过, 但现存就只有王映霞的记述才稍微具体:“鲁迅与许广平住在二楼,那是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木结构房间,朝南有二扇小窗,还有两扇落地窗直通阳台。屋内陈设很简单, 一个方桌,一个写字台,四个凳子,两个沙发,东西两侧 各放一只单人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旅馆房间,仅有住宿和处理简单事务的功能,如果访客太多,房间里还坐不下。
后记: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对施晓燕的这项研究工作表示认可,陈子善认为,“以往的鲁迅研究汗牛充栋,但就我所见到的,似乎都没有充分注意到鲁迅在共和旅馆的这五天。施晓燕的这个结论无疑是令人信服的。”
嘉宾介绍:夏正权,华东师范大学非遗中心研究员,景云书房暨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主持人
晨报:景云里是一条与多伦路相通的小弄堂,即使在上海的石库门建筑中也不属于高档次的,但就是这条小弄堂,曾被誉为“上海文化名人第一里”,原因何在呢?
夏正权:景云里是建成于1925年的石库门弄堂,1927年至1932年间,鲁迅、茅盾、叶圣陶、陈望道、柔石、冯雪峰、周建人等曾先后在此居住过,这些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晨报:景云里居住过三位副国级领导,鲁迅和这么多的文化名人在这里相邻而居,这真是一个少有的人文场景啊!
夏正权:是的,这个如果放在整个世界,估计都是非常罕见的场景啊!叶圣陶先生住在景云里11号甲,景云里的11号乙住了茅盾先生一家,周建人先生先是住在景云里10号,后来搬入景云里18号居住。
晨报:许广平留下一句名诗:景云深处是吾家。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13号(景云书房暨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是不是当初鲁迅在景云里居住的所在?
夏正权:不是的。鲁迅在景云里先后居住在23号、18号和17号,总共住了2年7个月又4天。
晨报:在景云里居住的这段时间,鲁迅主要做了哪些重要工作呢?
夏正权:除了日常写作和到大学演讲,鲁迅参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大会上被选为执委和发表了演讲,编订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还有就是和柔石等左翼作家成立朝花社,鲁迅酷爱木刻版画,对木刻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为这一艺术门类做出了许多贡献。
晨报:我看到墙上的一幅照片,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在横浜路附近照相馆拍照留念,如此说来,周海婴就是在景云里诞生的吧?
夏正权:是的,周海婴是在景云里出生的,出生日期是1929年9月27日。
晨报:听说今年有近两百个团来这里进行打卡和参观,那么,在景云里成立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的目的是什么?
夏正权:景云书房暨鲁迅与文化名人陈列馆2019年10月正式开放,主要是为了保存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居住和活动过的文脉,其实也是中国现当代史中很特别的一个时期的印记,发扬鲁迅精神,传承海派文化和先进文化。
嘉宾介绍:周立民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文学评论家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回到1935年10月1日,随着萧红去探访大陆新村。
她说:“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怀念鲁迅先生》,《萧红全集》散文卷第37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4月版)鲁迅家,住在九号(今山阴路132弄9号),隔壁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这里都是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房子,1932年春才竣工,次年的4月11日,鲁迅一家就搬进来,这是鲁迅一生中最后一所住处。
那一天夜里落了雨,萧红看到:“鲁迅先生的客厅里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怀念鲁迅先生》,《萧红全集》散文卷第370页)如今,那张桌子还在,只是不见了上面的万年青,当年围着它的那些人也都不在了。屋子依旧安静,暗暗的,有些冷。
我回想起15年前,自己第一次路过大陆新村的情景。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阳光明亮,从四川北路那一头的内山书店(今四川北路2050号)走过来,走进山阴路,我就在屏着气息。两边的各种店铺,街上匆匆行人,仿佛都已虚化,强烈的阳光下,呈现在我面前的都是黑白电影。虽然他离开已久,可是想到这条路曾是他走过的,我甚至有点紧张。直到走到他的门前,我的心已在怦怦跳。
鲁迅的家虽然有三层楼,建筑面积220多平方米,走进来却并不显大,反而有些逼仄,以至于有些书不得不另外赁屋存放。然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三楼周海婴的房间,除了床和必要的用品沿着四周的墙放着而外,屋子中间那么空旷。这是为孩子的玩耍、跑动方便专门留下的空间。为人父母的心,一下子缩短了鲁迅与我们的距离。
周海婴曾记下:
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
这是多么温暖的家庭记忆。1935年萧红离开的那个雨夜,也充满着暖暖的记忆:
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边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吗?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吗?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怀念鲁迅先生》,《萧红全集》散文卷第370-371页)
一年后的10月13日,远在东京的萧红写信给萧军:
我很好。在电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我也看到了施高塔路,那一刻我的心是忐忑不安的。我想到了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了。(《萧红全集》诗歌戏剧书信卷第134页)
她为什么“忐忑不安”,为什么想起了鲁迅?这是预感吗?六天后的凌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逝世。他曾经说过:“赶快收敛,埋掉,拉倒。”(鲁迅短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