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世界相对平静。阿富汗变天与塔利班建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刮起的旋风渐渐冷却。9·11二十周年留给美国战略界深刻的反思，也让国际社会争相谈论。中美大国博弈的剧情出现明显的反转，两国元首通话，孟晚舟获释归来，美国国务卿于当地时间9月30日向中国人民发来国庆的祝贺。而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因为争夺核潜艇协议造成的外交裂痕尚未得到修补，孟晚舟事件再度勾起法国人对于曾经遭遇美国长臂管辖的惨痛记忆。九月，德国与日本都迎来了新的政治领导层。世界看似平静，平静之中又在酝酿什么样的变局？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王逸舟
冷战后十年是美国实力的巅峰
顾问：9·11二十周年给美国、给世界、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最主要的反思是什么？
王逸舟：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形势看上去非常好，苏联这样一个传统的对手不战自败，美国又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空前的胜利，再加上克林顿执政的那些年，美国经济一度进入黄金时代，越战综合症的阴影也不复存在。有人说，冷战结束，美国站到了一个新的巅峰，新技术革命与信息公路等好多提法令人眼花缭乱。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变得非常傲慢，开始藐视国际法和国际社会，所以才有了新世纪以来的战略透支。
布什的牛仔风把美国打造成一个摧枯拉朽的军事机器，美军所到之处无往不胜，但是也造成一个个马蜂窝和泥潭。参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老兵通常很自豪，一度把参战的代价看成光荣的伤疤，但后来越来越心情灰暗，他们不知道为谁而战，不知道为什么当地人讨厌他们，不知道这些代价给美利坚民族增添了光彩还是增加了对手。9·11是美国由盛而衰的重要迹象，当然，它的衰败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还会出现更多类似特朗普政治这样的黑天鹅。
对国际关系来说，9·11是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标志。大国看上去强大，你有很多的军费，很强大的军舰，但不一定在新的时代、新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应对各种非对称的挑战，比如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劫持一架民用客机就可以打击你的心脏地带。另外还有金融战争、贸易战争，它没有硝烟，但可能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带来国际关系的重大紊乱。安全问题变得更加多维，不只是战场上航母或者军舰的对决。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也因为9·11出现重大的争论，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在重大的挑战面前如何做到不撕裂、不对抗，而是共度难关，求同存异，这是一大难题。美国的盟友一度想帮美国，国际社会对9·11的死难者也给予了很多同情和安慰，一些国家向阿富汗、伊拉克派兵，试图消灭布什说的邪恶力量，结果却发现，美国的目标无限放大，一件看上去有合法性的事情，最后就变成了烂摊子。
长臂管辖的主要依托是美元霸权
顾问：孟晚舟经历1000多天无理和非法羁押之后回到祖国，大家都感到很欣慰，也为政府主要决策层做出的努力，为外交为民、以人为本的方针感到欣慰，但是，美国对华为的长臂管辖是否就此休矣？
王逸舟：孟晚舟人是回来了，但麻烦的消除并未一劳永逸，美国对华为和她本人后续可能还会有大棒落下来。二战后的70多年，美国凭借着战后的红利（经济上、金融上、军事上的绝对实力），凭借马歇尔计划，包括对日本和德国的改造、创立联合国体系、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等，逐渐迈向全球霸主的地位，后来又发展成国际警察的角色，长臂管辖在此过程中强化。长臂管辖既包括美元的霸权地位，也包括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情报网络。在经济贸易领域，关于全球航运、海洋的规则，全球治理污染的规则，大多都是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法来推进的。
过犹不及，越南战争让美国尝到了不能承受之重，尼克松在撤军的同时，也放弃了金本位（美元同黄金直接挂钩），承认世界出现相对多极化的趋势。欧洲开始复兴，日本经济看上去不错，俄罗斯和中国也不可能按照西方意志改变它们的政权性质，尼克松主义就是美国在战后鼎盛期面对大麻烦特别是越战失败之时，出台的一种新的国际协调政策。这种国际协调仍以美国为中心，按照美国的战略部署来推进。我们今天所说的长臂管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启用的。
当时，美国一些大公司在跨国业务中被曝出腐败的丑闻，对美国形象造成的损失不亚于美国国内的水门事件，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美国的国会、公众、新闻界都呼吁反腐。美国检察官开始对全球范围内的腐败实施制裁，制裁的范围既包括美国的大公司，也包括跟美国做生意涉嫌受贿的外国政治人物、外国企业。这种跨国的管辖真正变成“达摩克里斯之剑”是在90年代之后，特别是臭名昭著的两个法案——“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玛托法”，这两部法案都是以美国国会议员的名字命名，在1996年前后通过，美国作为全球司法警察的角色得以确立。
这种制裁迄今已有1/4世纪，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卡特都曾遭到天价罚款。需要注意的是，传票并非由白宫发出，也不是由美国法院和法庭发出，而是美国所谓的检察官和司法系统（比如美国司法部、财政部专门控制海外资产的办公室，或者纽约地方检察官的业务办公室分支机构），它不用通过公开的庭审，不需要陪审员，而是依据检察官和他的团队拿出的数据，就能实施。可以说，从90年代中期以来这20年，美国作为全球司法警察，独自对抗世界。制裁的大棒高高举起，通常对美国自己的公司轻轻落下，对美国的对手则是一棒比一棒更狠。手段主要是两个，一是对对方的财务进行沉重的打击，二是使对手的技术实力遭遇重创。日本在80年代后期被美国视为经济上的巨大挑战，索尼等大公司在好莱坞买下百老汇的一些地标，美国就在金融领域、货币领域、汇率领域百般挑刺，对其进行了修理。
最近这些年，它对中国的聚焦开始增多。全球500强有100多个中国企业，这些巨头开展全球投资，拓展全球市场，造成美国传统市场被一步步所谓蚕食，引起美国司法警察和检察官的注意。我们刚刚走出去，还不熟悉美国的国内法，比如在华尔街上市，所有财务报表必须按照美国法律做到透明。它要查账，但是很多公司准备不足，没有及时提交报表，就成了美方打压的借口。中国有些企业很快从美国股市退出，就是因为难以满足美国苛刻的财政纪律和对透明度的要求。
连国际足联在瑞士的一些账户都曾被追究，国际足联的委员也被美国抓过，给出的理由是违反了银行法。二战时候那些纳粹后来隐身了，跑到南美某个地方做起生意，美国可以实施长臂管辖追求所在地的庇护。现在，谁要是跟美国所谓的麻烦国家或者黑名单上的国家进行技术合作、贷款合作、信托合作，都会变成美国打击的目标。长臂管辖更多是通过美国全球金融网络和全球支付系统来实施。假设你跟伊朗人做了交易，即便高管不去美国，公司也不在美国存钱，它还是有办法，这个公司以后在全球其它地方将无法再使用美国的VISA系统，不能使用美国财政的转移支付，美国就是利用这种金融帝国网络和美元霸权地位实施管辖。
孟晚舟事件给很多新兴国家提了一个醒，当我们在全球实施经济扩展，购买矿山、石油、大宗海外货品的时候，一定要研究全球金融支付体系。俄罗斯最近这段时间，在北溪项目上也吃了很多亏，法国、德国、英国很多大的公司也吃了不少苦头。欧洲人曾试图跟美国对抗，法国议会甚至专门组织代表团去美国国会表达关切，但多数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好认罚或者认罪。中国大型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不仅要研究国际法，也要研究现有体系的主宰者美国在法律上设计的陷阱。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欧洲、日本吸取的教训和一些成功的做法，同时加强国际间的协调。对孟晚舟事件不要只是高呼胜利，更要看到未来还有很多艰巨的挑战。华为之所以被盯得紧，就是因为它在开发一种全球战略通用技术，这对美国构成致命的威胁。未来中国走向高边疆的过程涉及全球金融、全球定价权、全球海洋、极地、太空等等，我们不仅要在技术上、资金上加快努力，也要在制度层面学会应对。亚投行将来能不能在支付方面有更多的多边和双边的安排，我觉得都是很需要的。故事很长，我们才刚刚开始讲述。
抢食盟友大单是印太棋局的步骤
顾问：强调战略自主的法国却被美英横刀夺爱，抢走了与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大单，法国为此召回驻美驻澳大使，从中是否看出美欧盟友关系的脆弱性？
王逸舟：这是英国脱欧以后法国乃至欧盟面对的一次重击，英国人在其中的角色非常微妙。英国跟法国一直有一种战略竞争关系，英国脱欧的时候，法国人一度还挺高兴的，认为少了一个麻烦。澳大利亚就是美国的一个小兄弟，这一次突然给法国人一击，我觉得背后还是美国和英国在作祟。欧洲正在酝酿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建设，在此过程中，法德一直起核心作用，这让英美很不爽，澳大利亚此番扮演了一个打狗棒的角色。
当然，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的算盘，它在南太怀有中等强国野心，不想被中国崛起的巨大身影所压倒，它想在本地区发挥平衡器的作用，所以它也有加强国防建设的需求，特别是要拿到一些杀手锏。这个时候，美英不顾国际核不扩散规则，擅自开了这个口，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这不只是对法国的打击，不只是对欧盟战略自主的蔑视，也是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或者亚太战略棋局的一步。
这起事件提醒欧洲，欧洲未来的发展更要靠欧洲人自己，虽然它跟美国还是盟友，但是，合作的成分在弱化，互不信任的战略竞争成分在增加。欧洲未来在重塑欧美关系、欧俄关系、欧中关系上，会有更多的辩论、思考、谋划，以保障或强化欧洲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一极的位置。不管是工业的基础，还是幅员、国家数量、技术能力，欧洲都是有条件的。对欧洲来说，潜艇事件虽然是一个伤害，但在欧盟未来一体化的建设方面，可能是一件好事。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法国有关戴高乐主义的声音变得很强烈，这也是中国或者其它第三方所乐见的。欧美出现这种事，有利于全球战略均衡，也加大了欧洲与中国战略对话的必要性。特别是欧洲现在也面对政治的更新换代，德国的绿党和社民党在大选中崛起，它们过去就不是美国特别紧密的盟友，今后也会更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俄罗斯议会刚刚选举，共产党力量有所上升。日本新首相出现，人心思变。明年美国中期选举，也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中国作为大国，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对做好，在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继续推进自身的改革、开放和既有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