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生于浙江乐清的张侯权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摄影,与光影结缘的70年里,他拍摄出了5000余幅独具个人特色的光影作品,记录了西湖、雁荡等地绝美的自然风光。
2021年,经由张侯权口述,张志杰、单泠整理完成的口述史《长天长镜头:我和照相机的七十年》出版,记录了这位资深摄影师眼中的时代变迁。
这本书取名长镜头,是借用了电影的一个术语。电影里一个场景或者是一场戏连续地拍,一次开机到关机形成一个完整的镜头段落叫“长镜头”。
从张侯权儿时首次知道“手照机”的存在、到真正从事风光摄影。再到现在因为身体不便只能拍拍园子里的小风景,他完整经历了机械相机和胶片从“奢侈品”到大众化产品,再到几乎可以被数码产品替代的时代。这是张侯权摄影职业生涯的长镜头。
而过往的数十年人生,在他看来也是一个长镜头,储藏着不同时段的记忆,把这些记忆连接起来,便记录了一个时代。
张侯权自幼就对技术性的事情很感兴趣,小学毕业的时候为了拍毕业照,他生平第一次进照相馆拍照片,这算是他与摄影最初的缘分。
读小学的时候,张侯权开始热爱画画,还加入了学校的木刻小组。
从图案设计方法来说,也就是简单的剪纸,不同的是, 剪纸是阳版,印版是以阴版为母版,然后用一个硬毛小刷子,像牙刷什 么的都可以,蘸了颜料在硬质材料的边缘上拉动,散射出的小点就在母 版下的纸上印出了图案。
长大后的张侯权曾在小学任过教员,也做过宣传工作,真正拿起照相机,已经是1951年的时候了。
当时为了留下一些清楚的会议照片,必须要找到有“手照机”的人,这种相机用的是软胶片,机械结构也复杂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认知中的照相机,是在柯达胶片发明之后才出现的,当时根本就没有。
后来,在经历了日产仿德国蔡司伊康照相机、苏联产的佐尔基照相机、莱卡C型135相机的历练之后,张侯权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留下越来越多深入人心的作品。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老师陈锦曾为《长天长镜头:我和照相机的七十年》写下一篇名为《千帆阅尽来归望》的书评,解读了张侯权的摄影人生。
张先生一生遇到过不少大事,也接触到不少名人,他的摄影也为中外交流做了一定贡献。比如他1963年冬拍摄的《西湖晨曦》,曾用作尼克松来访时出版的一套明信片的封套(后被选作封面)。他所在单位浙江幻灯制片厂还承接文化部外宣需要的文化项目,拍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制作成幻灯片赠送给驻外大使馆。但他叙述这些故事,却是云淡风轻,没有一丝沾沾自喜、居功自傲的意味。那是千帆阅尽之后的平淡。
风光摄影一直是张侯权擅长的领域,家乡乐清雁荡山和杭州西湖水都是他的素材来源。
1958年春天,张侯权在白堤取景,前景是桃花,湖面正好有条游船入画,于是他抓拍了一张极具意境的湖光山色。
195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阴天,张侯权骑着自行车回家路过宝善桥。当天正好借了单位的莱卡相机随身带着,见此场景非常入画,就在桥北面停了车,抓拍了一张。
在拍摄自然风光的时候,时间、天气都是很重要的限制条件。
陈锦说,张先生拍风光,师法宋画山水,追求意境。为了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总会经历数次寻觅。
比如在西湖拍到《雨霁化双虹》,他说:“在一天里拍到两条虹,这一辈子也就这一次。”拍《瑞雪映钱塘》,不光是有雪,更因为早知道山顶有一个高压线铁塔塔基可用,“不然上了山也全是无用功”。
而在雁荡山白溪陡门头拍《月光如水水如天》,更是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还有正面表现雁荡山的《白云霭霭满山冈》《万山翠欲浮》《天开图画神来笔》等,无数次的寻寻觅觅,天时地利加上人勤,在一年中的某月某日某时甚至是某几分钟,找到最佳位置,抓住最佳时机,探索而巧得的。
为了在西湖拍摄日出,张侯权从一本天文科普书中抄录杭州的日出日落时间表,并一直夹在笔记本中,用坏了就重新抄,更新了几次。
他在书中这样记录清晨对日光的观察:
早晨日出这一分钟里光的变化很快。太阳将要升起的时候和刚刚升起的时候,亮度已经够了,天空和大地的亮度反差不大,曝光相对比较容易掌握。在接下来一定的时间段里,太阳升高,但照射大地的角度比较小,是斜射,天空和地面的光比反差就比较大,这时候最好用偏振镜,可以缩小反差。但等太阳升高后,与地面的亮度反差是越来越小,但太阳本身越来越亮,就很难拍出日出的效果了。
除了风景照之外,张侯权还记录过不少风土人情,在《长天长镜头:我和照相机的七十年》中也有他对故土、对儿时与青少年求学时代的回忆。
“张先生的记忆力真是好。举凡小时候照相馆的店名、店主姓氏,街巷、地名,小学、师范老师,看过的书籍,交往的人事,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地点,等等,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些记忆,透露出张先生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和对故人的浓情厚意。这些故事,化为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陈锦在书评中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