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刚刚闭幕的上海两会当中，有多位代表提出建议，希望社会多关注市民的精神疾病问题包括加强老年人的抑郁症防治。那么，如何正确看待精神疾病？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我们应该如何关爱？精神科医生能为精神疾病患者做些什么？
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医生姚灏博士。前不久，徐一峰（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与姚灏两位主译的《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一书出版面世，就受到了业内的广泛关注。就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包括“天才翻译家”金晓宇的躁狂抑郁症（见本报之前报道）等话题，我们与姚灏博士进行了一番深入对话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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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对精神疾病的误解还很多
Q 新闻晨报·周到：记得你曾经说，精神科是总是被忽略的科室。很长时间，你都不太好意思跟别人提自己的专业，是不是目前社会上对精神科医生仍然存在一些偏见？
A 姚灏：是的，现在社会上对于精神疾病存在的误解很多。你看，很多骂人话都和精神疾病有关，这里面其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误解了，而对于精神疾病的误解，也会影响到大家对于精神医学、精神科、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院的认识。包括比较常见的误解，比如说：精神疾病看不好，精神疾病没必要治，精神疾病患者都是“疯子”和“傻子”，有什么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都有暴力倾向，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会破坏社会安定，有危险性；又比如：精神科医院里面很阴森，完全没人道，是“关人”的地方，里面的医生也很没有人性等等。所以，这类误解还是很严重的。
其实，相比其他很多专科，精神科反倒是很强调人文因素的，因为许多精神疾病都有心理层面的因素，所以，精神科医生往往会花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与家属沟通，治病更治心，而且也正是因为精神科有这个很强的人文色彩在里面，所以一般会选择从事精神科的医生也多半有比较好的人文素养，而且精神科医生也确实会学习更多有关医患沟通、医学人文、心理干预等等方面的技能。
精神科医生往往会花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与家属沟通
所以，其实现在社会上有关精神科医生的一些错误认识，确实还是有待纠正的。这个里面，有些影视作品起到了不太好的负面影响，反倒是能够如实反映精神科医生的作品太少了。
七分之一的人在某阶段可能会出现精神疾病
Q 新闻晨报·周到：201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你通过众筹方式在上海地铁站里投放了20张公益海报，当时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
A 姚灏：2016年夏天，当时我自己筹了几万块钱，在上海2号线、10号线沿线15个地铁站的灯箱广告位做有关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公益广告，当时广告的标语是“每一颗大脑都值得尊重”，目的是希望让更多人能够正视精神疾病，正视精神心理健康，尊重每一个人，不要因为一个人罹患了精神心理疾病就对他或她有什么误解和偏见，希望让大家能多去了解精神疾病。
2016年夏天，姚灏通过众筹方式在上海地铁开展关于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公益广告活动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精神心理疾病。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每七个人当中有一位会在他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出现精神疾病，所以精神疾病跟我们每个人都不遥远。但精神疾病并非不可治疗，我们有很多有效的手段，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社会干预等等，手段非常多。其实，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是一样的，只是前者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太累了，生病了，但没有必要对它有什么歧视。
我们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Q 新闻晨报·周到：在你进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之后，个人最大的感触和体会是什么？
A 姚灏：工作以后的感触还是很多的，最大的感触其实还是你会慢慢发现——精神疾病患者其实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没有什么渠道，即便有渠道，比如一些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对于精神疾病的刻画也存在很大问题，猎奇加上夸大博眼球的色彩实在是太浓。但是，当你有机会真正走进这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当你真的学会了发自内心地去理解、去倾听他们的心声以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没有什么不同。
精神疾病就像其他躯体疾病一样，可能只是暂时地困住了我们的很多患者，但如果你能够透过他们那些表面的症状，去感受他们的内心，你会发现，他们的内心其实同样是温暖的、可爱的。而当我们剥去疾病的那个标签、那层外衣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有无精神疾病，只要得到规范治疗，同样都可以过上非常有意义的人生，创造出人生的精彩与辉煌，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许多成就。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去年8月于宛平南路600号推出的“600号画廊”活动，姚灏医生也有参与
我们常说，精神健康的反面其实不是精神疾病，得了精神疾病，不代表就无法实现精神健康；同样，没有精神疾病，也不代表我们就有精神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将精神健康定义为：精神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精神疾病，精神健康代表了“一种完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个体能够实现他或她自己的能力，能够应对生活中的正常压力，能够卓有成效地工作，能够为他或她的社会做出贡献”。
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许多人虽然可能没有精神疾病，但是否真的做到了精神健康，其实也还是要做出很多努力。反过来，即便我们得了精神疾病，其实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通过康复治疗，实现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学会应对压力，有成效地工作，并最终为大小社群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其实，我们有很多患者最终也做到了这一点，精神疾病可能暂时会成为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但它也可以让人学会成长，看到人生的意义。
被大家忽视的精神健康
Q 新闻晨报·周到：在翻译这个书名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不取通俗化一点的名称？
A 姚灏：其实这个书名（《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是从英文书名（《Where There Is No Psychiatrist》）直译过来的，可能会让中文读者乍看起来有些不那么通俗，不那么像是中文书名。我们当时也斟酌了很久，想着要不要起一个更“雅”更“别致”的书名，但后来，一方面因为我们文才实在是有限，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书名，不想自作聪明了；另一方面，后来我们想，这么一个不太像是中文书名的书名，可能倒也是另一种“别致”、另一种“与众不同”，说不定也能够让读者一下子记住这本书。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题目倒也不能说是不够通俗，反倒我们觉得它太通俗了。一本叫做《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的书，直截了当就说明了，它是写给那些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的。
《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封面（科学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相比西方很多国家来说，我们现在在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上还差距很大，美国每十万人口十三名精神科医生，是中国的四倍，而日本、北欧很多国家的精神科医生数量则更多。
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都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地区（数据来源：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9年02期，作者包括史晨辉、马宁、王立英等人）
所以，相对意义上，这本书就是写过像是中国这样精神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的地方的。而且，在国内精神卫生资源的分布也是很不均匀的，按照“中国精神卫生资源状况分析”一文之前披露的数据来看，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都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地区（见上图），西部地区、基层、农村的资源非常少，很多地方真的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一名精神科医生，所以，这本书更是写给国内这些精神卫生资源严重欠缺的地区（诚如书名所言《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的。
让更多人参与到精神健康服务提供中
Q 新闻晨报·周到：我注意到，《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的作者Vikram Patel教授是一位学者，也是精神科医生，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哪些和我们有关的领域？
A 姚灏：Patel教授之所以会写这本书，其实里面是渗透了他对于精神卫生人力资源开发的观念。这本书的中文副标题是“实用精神健康服务手册”，那么把主标题和副标题连在一起，你可能就会问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我们到底该如何提供精神健康服务？如果人们得了精神疾病，到底该如何寻求帮助？Patel教授长期在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工作，为那些地方的人提供基础的精神健康服务，并从中得出了一套很重要的办法，能够解决如何在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问题，那么这个办法就叫做“任务转移”。
如果说某个地方没有精神科专科医生，那我们是否能够把精神健康服务的任务转移给其他人，由其他人来提供最基本的精神健康服务？答案是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任务转移”，就是把精神科医生的专科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转移给某些非精神科专业背景出身的人士，由这些非专科人士来代行精神专科医生的某些职责。
那么，这些非精神科专科人士有谁，就比如基层社区医生、全科医生、心理咨询/治疗师、社工、社区工作者，还比如学校老师、公安干警、公司HR等等，所有这些岗位的朋友其实和精神健康服务都有关系，都会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中碰到有精神健康服务需求的人，比如社区医生、全科医生、社区工作者在社区里肯定会碰到有精神健康需求的人，心理咨询/治疗师、社工则更是会直接面对有精神健康需求的人。
同样，老师在学校里会碰到有精神健康需求的学生，公司HR会碰到有精神健康需求的员工，公安干警在执法过程中也可能会碰到。那么当大家碰到有精神健康需求的人的时候，该如何帮助他们就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很多时候，反倒是这些角色起到了所谓的“守门人”的作用，最先发现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和服务需求，所以，“任务转移”就是一定要充分调动起这些非精神科专科人士的力量，让更多人参与到精神健康服务提供中来，而这也是缓解精神专科医生资源严重短缺的思路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的精神健康服务金字塔
那么，要让更多人参与精神健康服务提供，就需要为他们编写一本通俗实用的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的精神科手册，这本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而撰写的。除了这本手册之外，Patel教授也在中低收入国家资源欠发达地区开展了许多有关“任务转移”的研究工作，论证“任务转移”策略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人人都应享有精神健康
Q 新闻晨报·周到：在原书序言当中，我看到这样的开篇语，非常震惊“如果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来说，很少有人可以得到来自精神健康专家的帮助。”这是不是此书出版的目的？
A 姚灏：是的，这正是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正如上个问题里所回答的那样，其实在世界上，包括在国内，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精神科医生，或者说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健康服务资源短缺的问题。然而，各个地方的人所面临的精神健康服务需求却同样都是非常巨大的。在中国，这个服务供需的矛盾是非常巨大。
2021年10月10日世界神经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人人享有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For All）”的口号
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里说，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健康，这个健康里面当然也包括精神心理健康，所以，我们常说，人人享有精神健康（Mental Health For All），这是我们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很重要的一条理念。精神心理健康服务，而且应该是高质量的精神心理健康服务，应该为所有人共享，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精神心理健康服务，能够得到精神心理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然而，现实与理想却仍有很大差距，我们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很多特定人群，特殊人群，弱势人群，一方面面临着很大的精神心理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却得不到及时的、高质量的、正规的、科学的精神心理服务，即便有，很多时候价格也很昂贵，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只能默默忍受着精神心理疾病的折磨，这是很不应该的，所以，包括这本书的作者，包括我们译者团队，大家也都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出版这本书的，我们希望通过“任务转移”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参与精神健康服务的提供，扩大服务供应，从而让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精神健康服务，从而最终实现——精神健康，人人共建，人人共享！
精神健康，人人共建，人人共享
Q 新闻晨报·周到：“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减轻精神疾病所带来的苦难，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在现实当中，绝大多数的健康工作者似乎更多的关注躯体健康。
A 姚灏：是这样的，相比国内越来越庞大的精神心理服务需求、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趋势，人们对于精神健康的关注还是很不够的，包括很多健康工作者，没有认识到精神健康也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沿袭过去的过时模式，只关注到躯体健康，却忽视了精神健康。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明确了，健康是身体、心理、社会三个层面的健康，只关注身体健康，却不予以精神心理健康同等的重视，显然是不够的。
但其实，在其他很多科室，都会碰到很多有精神心理问题的患者。很多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他们可能最开始去看病，不是去看心理科或精神科，而是因为胸口痛、肚子痛、头痛等问题，先去看其他科室，比如心脏科、消化科、神经科等等。所以，如果这些科室的医生对于精神疾病的了解不够，无法及早识别并进行转介，就可能会延误患者的治疗时机，导致漏诊误诊。
此外，对于很多其他躯体疾病来说，尤其是慢性躯体疾病来说，这些疾病的患者在忍受躯体痛苦的同时，其实也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精神痛苦。慢性躯体疾病患者里存在抑郁、焦虑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比如，肿瘤患者其实面临着很大的心理负担，却得不到必要的心理支持；比如，许多中风以后的患者其实在康复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心理复健需要，也得不到很好的帮助，又比如：很多终末期患者，在生命走向终点前的心理关怀也是很不够的。所以，关注躯体健康的同时，也关注精神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必要的。
建立精神健康互助小组，定期聚会、分享与讨论感兴趣话题
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我们作为精神卫生工作者，要多做宣传，要多针对其他健康工作者做宣传，让更多人认识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更多和其他健康工作者结盟，共同去研究、解决他们在他们工作中可能碰到的精神健康问题，当然，在医学教育层面，我们也要改革，强化有关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教育，在教学内容中增加更多有关精神心理需求的内容，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等。
关于“天才翻译家”的躁狂抑郁症
Q 新闻晨报·周到：怎么看待“天才翻译家”金晓宇的案例，之前他被医院诊断的躁狂抑郁症属于严重的精神疾病类型吗？
A 姚灏：躁郁症的正式名称是双相障碍或双相情感障碍，要注意，这里是“相”，而不是“向”，双相障碍是一种主要影响人的情绪、情感的障碍，在我们国家的正式文件里，它被算作严重精神障碍，因为有可能会对患者生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双相情感障碍（图片BY视觉中国）
Q 新闻晨报·周到：按照之前媒体的报道，金晓宇的父亲自己买了很多精神疾病的书看，这个对于金晓宇后面的学习和翻译工作是否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A 姚灏：其实，家属是患者康复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支持来源。家属在患者康复过程中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包括情感支持，包括陪同患者复诊，督促服药，早期识别疾病复发征兆，及早就诊，协助患者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防止意外事件发生，等等，这些工作都离不开家属对于精神疾病有更多的了解。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属由于不了解精神疾病，对于精神疾病感到很恐惧，也有很多误解和偏见，甚至对患者的疾病很不包容，而这对患者康复来说是很不好的。所以，金晓宇的爸爸能够自己买那么多书看，去了解孩子的疾病，是非常好的。家属能够接受精神疾病，能够给到患者更多的支持、陪伴与安慰，患者才能够更好地康复，减少复发。
金晓宇的父亲自己买了一些与精神疾病相关的书，收获很大，如这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躁狂抑郁多才俊》
Q 新闻晨报·周到：双相障碍是什么，能否为我们做一下说明？
A 姚灏：双相障碍是一种主要影响人的情绪、情感的精神障碍，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情绪波动，情绪的不稳定，会在所谓的两个情绪“相”之间摇摆，这两个情绪相就是“抑郁相”和“躁狂相”，抑郁相的时候，患者情绪会很低落，没有精力，思维迟钝，脑子转不动，感受不到快乐，做事没有动力，会自责自罪，觉得自己很没用，看不到前途、希望，甚至会有轻生念头或采取自杀行动，但在躁狂相的时候，患者则会进入另一个极端，情绪会特别亢奋，思维特别敏捷，精力无比旺盛，做事特别有动力，产生各种计划，想要做各种事情，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睡眠需求也会减少，但也会做事比较草率，脾气容易暴躁。所以，双相障碍也就是会在这两个情绪相之间来回摇摆交替，进而对于患者生活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Q 新闻晨报·周到：躁狂的主要表现是什么，目前治疗方式有哪些？
A 姚灏：就像上面说的，躁狂的主要表现，我们称之为“三高”，情绪高，思维快，行为活动多。通俗点说，就是患者的情绪会特别亢奋，思维会特别敏捷，文思泉涌，语速很快，说话说得特别多，精力无比旺盛，做事特别有动力，产生各种计划，想要做各种事情，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睡眠需求也会减少，但也会做事比较草率，脾气容易暴躁。
双相障碍的治疗，就像其他精神疾病的治疗，我们会采取综合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社会干预、物理治疗、康复治疗，其中最最基本的是一类我们称为“心境稳定剂”的药物，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让人的心境、情绪保持稳定，因为双相障碍的核心前面说了，就是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们用心境稳定剂来让患者的情绪保持稳定。
当然除了药物之外，还会用到物理治疗（尤其是电疗），能够快速控制患者病情，因为药物起效比较慢，所以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我们在住院期间会使用物理治疗来快速稳定患者情绪。现在许多人对于电疗有很多误解，把它和那种用来惩戒人的电击混为一谈，但其实电疗是相当安全的，会在全麻下进行，基本没什么感觉，我们通过电流“让患者过于兴奋的大脑重启一下”。就像电脑内存太满，死机了，我们会重启电脑，人脑如果超负荷运转，电疗也可以起到类似“重启”的作用。
此外，双相障碍的发生发展和许多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我们也会通过心理治疗、社会干预来解决患者心理和社会这两个层面的致病因素。
孩子们说，成绩和比赛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
Q 新闻晨报·周到：作者提出，将精神健康服务纳入到不同场所，这应该很有意义吧？
A 姚灏：是的，学校、公司、社区等等不同场所的人，都可能会碰到精神心理问题和相关的服务需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精神健康服务整合进不同的场所，让不同场所的人都能够及时及早得到必要的精神心理服务和支持。
Q 新闻晨报·周到：目前学校的精神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为学校中的年轻人提供心理咨询是不是很重要？
A 姚灏：现在，学校学生面临着越来越普遍的精神心理问题。学生处在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成长发育过程中，对于世界和自我都处在探索过程中，会面临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会面临自我人生价值追寻的问题，会面临学业上的压力，会面临感情上的困惑，会碰到人际关系的问题，会和父母生矛盾，想要逃离父母的控制，寻求独立，在此过程中，都有可能会碰到精神心理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如果没法及时做出调整，做出改变，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精神心理问题。此外，由于社会转型，现在学生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很焦虑，而且不只是学生焦虑，很多家长本身也很焦虑，家长一旦焦虑，就会把自己的焦虑转移给孩子，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
在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体罚和言语暴力，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本来青春期，孩子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世界，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可是如今，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了应试教育，用在了背书做题上，却忽视了自己的心理需求和成长需求。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很多孩子会主动坦言，成绩、学校比赛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如今，孩子们大部分的时间却用在了应试教育，用在了背书做题上（图片BY视觉中国）
所以，在如今学生心理问题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在学校里为学生提供心理服务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广义上也包括许多课外娱乐活动、自我探索与探索世界的活动、自我关怀与互相关怀的活动等等。当然，除了心理服务之外，许多家长观念的转变，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为了学习而牺牲了下一代的心理健康与幸福。
年轻人为什么会出现“躺平”现象
Q 新闻晨报·周到：在你看来，一些刚刚参加社会工作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出现精神健康问题？
A 姚灏：这当中也有很多因素。第一，对年轻人来说，从大学到社会，环境、工作、人际交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适应出现了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精神健康问题。
第二，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作为现在年轻人常说的“底层民工”，往往在单位里得不到足够的关怀，反倒是加班最多、工作最累的一群人，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还缺少掌控，只能按照上司的吩咐办事，许多研究表情，对于自己工作的掌控能力是和精神健康关系很密切的，越是缺少掌控，只能惟命是从，那么就越是有可能出现精神健康问题。
第三，除了工作之外，其实这个阶段的年轻人还面临着其他许多挑战，包括我们称之为“延长的青春期”。就像前面说的，人们在青春期本来应该更多地探索世界和自我，建立自我身份认同，但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愈来愈多的年轻人由于学业压力，无法在青春期顺利完成这个任务，那就只能拖到成年早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现“躺平”现象（图片By视觉中国）
所以许多年轻人在离开大学后都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工作又是为了很么，会出现“存在危机”，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了所谓的“躺平”“咸鱼”等现象，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四分之一人生危机”（对应中年危机），二十五到三十岁的年轻人，面临着工作、爱情、人生价值、成家立业等等方面的困惑和挑战，需要去一一解决，而且由于所有这些压力，年轻人的单身现象越来越严重，“孤独”也日益成了年轻人的流行病，由此也就可以想见，为什么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会面临那么大的精神心理需求了。
上海故事
从美国回来，他选择在“600号”当一名精神科医生
姚灏博士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的一位住院医师。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博阶段，姚灏就选择了精神医学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是基于机器学习的精神分裂症诊断及预测。在学校期间，他还创办了精神健康公益组织心声公益，致力于精神健康领域的倡导、教育、发展和研究工作，这个公益组织至今还在继续发挥作用。
博士毕业后，他前往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公共卫生专业，对于自己当年去美国留学的原因，姚灏解释说：“我希望在临床之外也能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所深造，以打通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之间的隔阂。”
姚灏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留影
2020年回国后，姚灏选择了精神医学作为自己最终的工作方向，这让很多不熟悉他的人大吃一惊，姚灏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毕竟，精神医学这个学科在国内非常小众。医学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就已经不再是年轻人报考大学的热门学科选择，而精神医学在所有医学专科方向里又是非常冷门的，所以说精神医学是“冷之又冷”也并不为过。但我没有想过要留在美国，因为在国内一直做精神卫生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当时去美国读书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服务国内的工作，多学些跨学科的知识和专长，所以出国前就是计划好要回来的。
多年之前，姚灏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就读的时候，他这一届是一百多位学生，据说好几年才会有一个人选择精神科，可想而知，精神科在当时不受欢迎的程度。
姚灏告诉记者：
如果我告诉你，当时有人估算全国精神科医生总数只有四万名上下，相当于每十万人口只有三名不到的精神科医生。你也就不会奇怪了，因为在医学院里，精神医学也不是特别受待见的专业选择，压根就没人想从事精神科医生。
为什么没人想从事精神科医生工作？现在国内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各个人群其实都普遍面临着精神心理方面的问题，现实很严峻，可是为什么到医学院校层面，到精神科人力资源开发层面，就是没人想要从事精神科呢？姚灏认为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些是现实层面的待遇等问题，但他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包括医学生自己）对于精神科的误解和偏见还是太多了。
社会对于精神科的误解一半来自于对于精神疾病的误解。很多人觉得精神科里都是“疯子”“傻子”，做精神科不光彩、不体面，整天和“疯子”“傻子”待在一起怎么可能光彩、体面？觉得精神科医院就是“关人”的地方，没有人性。觉得精神医学就是伪科学，没有客观指标，就靠聊天来看病治疗，或者就是只会开药……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对于精神疾病和精神科的很大误解。
2016年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姚灏的课题“视网膜自发神经活动与视网膜细胞方向选择性发育的关系”荣获创新论坛一等奖
而这些来自社会的误解，其实也在所难免地影响到了医学生对于精神科的认识，而国内医学教育对于精神医学、心理学的普及又非常欠缺，所以医学生的错误认识也没能得到很好的纠正，这就构成了他们在选择精神科道路上的很大阻碍。姚灏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就读的时候，他到本科阶段最后一学期上课才开始学精神医学，才知道精神医学在讲什么，在研究什么。
在此之前，同学们对于精神医学的了解渠道是非常少的，而到了大家最后终于要接触学习精神医学了，其实那时候大家心里已经定好自己的专科方向了，所以已经太晚了，而且课时以及相关讲座都太少了，精神医学其实是和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并列的，内容相当庞杂，所以学生了解太少，也就很难让学生对这个学科有更多的兴趣。
美国神经科学家、医学界桂冠诗人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从小就对精神医学知识感兴趣，父母支持自己的选择
姚灏自己之所以会对精神医学有兴趣，其实原因也比较特殊。因为姚灏从小就喜欢阅读，高中时他就接触过一些关于精神医学、心理学、脑科学的书，包括弗洛伊德，还有美国神经科学家、医学界桂冠诗人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写的几本科普书，里面讲到很多幻觉、错觉、联觉等等神经精神疾病的故事，很着迷，所以就慢慢对思维、意识、梦境、语言、情感等等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产生了很大兴趣。
所以，当姚灏在高考之后决定填报学医志愿时，其实很大程度上他就是希望研究大脑的问题，想要做脑疾病的医生，研究人类最最高级的那些思维认知功能。
其实，如果对精神医学有所了解，我想，大家都会对这个学科有很大的兴趣，因为人的大脑确实太神奇，我们能够思考，有喜怒哀乐，看到美景会觉得美，听到音乐会觉得动心，能够创作、聊天、写作，全是大脑的功劳，而当这些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会出现所谓的精神疾病。
但同时，我们对于大脑的了解又实在是太少，有太多的未知数，我们至今对于许多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都还不了解，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么多不了解，显得这门学科很浅薄，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了解少，所以才有趣，才有可以做点什么的魅力。
姚灏告诉记者，父母对他的选择还是比较支持的，自己最要好的几位朋友很早已经猜到他会走这条路。所以，后来进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后，姚灏最终在博士论文阶段选择了精神医学，直至回国之后如愿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
虽然不是上海人，但生活和学习多年的上海已经被姚灏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这里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这里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这也是他选择留在上海的重要原因。
前不久，由姚灏与徐一峰（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译的《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一书在国内出版，该书一经面世就受到了业内的广泛关注。《没有精神科医生的地方》主编之一为哈佛大学教授Vikram Patel，据徐一峰在序言当中透露，这本书是姚灏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期间，得到Vikram Patel教授其首肯并授权翻译，所以中文版才有机会得以与广大中文读者见面，感谢姚灏的前后奔走，还有二十多位年轻人组成的翻译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