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2022年上海高考语文作文题新鲜出炉！

不知面对这样的高考作文题，作家们会如何写？

高考年年有，但对每届考生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旅程。

这些作家当年的高考故事，你都知道吗？ 

有趣的是，虽然每位作家的高考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几乎每个人,都用文字写下了一生中难忘的高考经历。

余华：班上有同学填志愿写了剑桥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的，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我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我记得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的铃声，我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涌了出来。

四年的中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我们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

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

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

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

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摘选自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阎连科：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地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浩大的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

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四百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走过来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画，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

于是，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让所有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上百考生，连考上中专的也难求一个。

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志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志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写成了北京大学。我也一样。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决然地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我在家写我的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 

（摘选自阎连科《我的父辈》之《高考》）

麦家：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

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

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些，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摘选自麦家《非虚构的我》之《八大时间》）

格非：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碰到了教导处的罗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

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

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

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 

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摘选自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之《当木匠，还是上大学？》）

迟子建：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

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

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我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开始尝试写小说，是1983年。我运气不错，只投过几篇稿子，《北方文学》的编辑就开始与我联系，从而走上文坛。

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前夕创作的，那是1984年。

（摘选自《江南》杂志访谈迟子建《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

本文资料参考：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