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持续到今天刚好半年整，今天也恰逢乌克兰独立日。在这两个日子来临之前，美国媒体发表了题为《通向战争之路》的“独立调查”，各路记者遍访美欧情报部门官员和乌克兰内部人士，试图拼出冲突爆发前各方的博弈，似乎是在为这场冲突追根溯源，寻找噩梦开始的地方。这篇报道富含高层互动和所谓的内幕消息，因此传播甚广，但总体而言仍是站在西方立场的叙事，其可信度能有几何？回顾半年前开始的俄乌冲突，是否真如美媒报道所言：俄罗斯非打不可？普京总统当时成竹在胸？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崔洪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马斌
美国媒体的“独立调查”可信吗？
顾问：根据《华盛顿邮报》8月16日发表的这篇《通向战争之路》，俄罗斯志在夺取基辅，想要控制整个乌克兰，美国苦劝不住，出于无奈才协调欧洲盟友全力挺乌。但我们再看其它分析，乌克兰当时是在美国怂恿下率先在乌东地区发起了袭击，扼守在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大军这才正式出动。关于冲突的最初，孰是孰非？怎么看美国媒体发布的这份“独立调查”？
崔洪建：美国媒体发表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把之前美国政府表达的意思通过媒体的方式再现了一遍。因为由白宫单方面来说未必能取信于公众，但是从媒体的角度出发，可信度也许会高一些。俄乌冲突半年在即，战场形势依然焦灼，在战事不明朗、俄乌双方较劲之际，美国媒体发出这个东西，主题就是强调俄罗斯的进攻性以及美西方的防御性，把美西方对俄制裁塑造成不得已而为之的印象，客观上还是强化了西方在国际舆论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的目的，强化了似乎要揭露俄罗斯的帝国阴谋这样的叙事，所谓的独立调查其实就是服务于这一点。
马斌：《华邮》的“独立调查”实际上是冲突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整个欧美的媒体再去讨论冲突的爆发过程和发生原因，它把原因归结到俄罗斯的领导层，归结到俄罗斯的安全问题和战略问题。这篇报道更侧重于2月24日之前各方信息沟通和传播的过程，凸显了西方的观点，认为冲突首先由俄罗斯发动。但双方之间的冲突从2014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一直都有，现在再去归结战争的原因，更多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
顾问：《华盛顿邮报》还“爆料”说，普京在行动前衡量过发动军事行动的时机，也计算过西方的反应力度，他认为，拜登受到阿富汗撤军的羞辱，希望避免新的战争，美国和欧洲仍在新冠疫情中挣扎，德国新领导人未经考验，法国总统面临连任压力，英国遭遇脱欧之后经济衰退，欧洲大陆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机。这些分析有没有现实根据，普京当时是不是成竹在胸？
马斌：普京当时是否成竹在胸，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不管是《华邮》还是各国的权威媒体，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从一个信息推断出其它信息，其实都不够准确。按照《华邮》这篇报道的思路，俄罗斯领导层把冲突的爆发看作箭在弦上，他们有此研判的前提主要是基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考虑。报道认为，普京和他的执政团队已经在经济、军事、情报、安全各方面做了准备，这些都在指向爆发冲突的结果。
崔洪建：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一个高明的领导人不会打一场无准备的仗，二是如果说普京蓄意发动这样一场行动，这就有让俄方单方面担责的意图。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这个行动有必要的地方，比如在俄欧冲突层面，俄方意识到，在拜登上台以后，美国改变或调整了对欧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是改变了对乌政策。乌克兰问题由来已久，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都采取了不同政策。奥巴马基本上是外包给欧洲来解决，美国不愿意过多插手和介入。特朗普时期的重点是贸易和经济，有一段时间由于“通俄门”等等事件，乌克兰更加不是重点。拜登搞盟友体系，要帮助欧洲朋友恢复对美国的信心，而对欧洲来说，比较紧迫的安全议题就是乌克兰，因此，拜登和泽连斯基之间有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2021年年底，乌克兰内部遭遇了一定的政治危机，泽连斯基支持率跌到20%左右，西方媒体认为，这也帮助俄方做出判断，趁乌克兰内外矛盾尖锐，采取快速行动受到的阻碍相对较小。
刚才你提的那几条对俄罗斯来说似乎都是有利的条件，但细想也未必，比如德国新政府上台的确比较软弱，但假设默克尔继续执政，继续坚持俄欧之间的“北溪2号”工程，俄方也许就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正是因为意识到和欧洲尤其是和德国的传统路径受到了很大挑战，俄罗斯才会选择先下手为强。
另外，从长周期来看，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包括欧洲、中国，基本上都达成了要向碳中和转型的方向。碳中和最终的结果就是逐渐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使用。这对俄罗斯的过度依赖能源的经济体系是不利的，在所有这些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长期因素面前，俄方形成了最终的决策。
战事久拖不决的原因是什么？
顾问：后来的进程出人意料，俄罗斯不仅打得慢，而且有些打不动，它打得慢、打不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武器老化跟不上时代发展了，还是战略上发生动摇踌躇不前？
崔洪建：俄方一开始提出的三个步骤是使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中立化，它这些目标的设计基于一些预先的判断，比如乌克兰政府已经内外交困，顿巴斯地区以及其它说俄语民众占多数的地区应该更亲俄。但是，在进入到实际的军事行动以后，之前的假设和判断会出现一些调整，我觉得俄方对西方的反应似乎也有低估的嫌疑，比如说制裁，对俄罗斯来说，西方制裁应该说是家常便饭。基于现在西方比较软弱、美国又急于从中抽身去亚太应对中国的判断，俄罗斯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事实上，尽管美国强调重心并没有离开亚太，但也不得不在欧洲做了一些增强的部署。当然，对于西方在制裁上的力度和范围，俄方应该是低估了。俄方最初限定的是一场短期的局部的军事行动，但现在看起来，西方的反应使得事态超出了俄方的估计，它要应对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而是全方位的博弈。军事上，冲突进入到第一周以后，美国和西方就已经在给乌克兰做后盾，这也导致俄方在战场上推进起来并不顺利。
马斌：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俄罗斯已经迅速在乌克兰战场上站稳了脚跟。另一种认为俄罗斯已经在战场上失去了优势，转入战略被动。从我的一个理解来看，要判断俄方的成败，要看它最初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如《华邮》所言，俄罗斯的初衷是要占领整个乌克兰，那么毫无疑问，现在的战况离这个目标很远，我们必然会得出俄罗斯走向失败或者转入战略被动的结论。但是如果理解为目标有限的军事行动，就可能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
不管哪种观点的声音更大，我们从过去半年战场上的发展趋势来看，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领土的确在不断增加，这是客观事实，不管判断它胜利或者失败，主动还是被动，首先也得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冲突刚开始的时候，它控制的主要是乌东部地区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再加上哈尔科夫和南部的赫尔松的部分领土，但现在再看，俄军对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控制已经连成一片。
顾问：战事久拖不决，按照一般的说法，俄罗斯本来应该打的一场闪电战变成了消耗战，而之所以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源源不断的军援，不仅是常规武器的援助，还有卫星、情报、无人机等各方面的配套支持。问题是，西方支援的武器和设备五花八门，为什么乌克兰拿过来就会用？
崔洪建：根据我的观察，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方对乌克兰武器的提供有一个背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北约实质性地加强了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从2019年开始，包括在疫情期间，北约和乌克兰搞了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个过程中，北约对乌克兰的影响，包括军事上的渗透，一直在持续，这是乌克兰接受西方的装备以后能够比较迅速投入使用的一大原因。
二是美国和北约提供给乌克兰的军援有一个逐渐升级、逐渐扩大的过程。在6月底之前，尤其是在冲突刚爆发的阶段，他们主要提供的是一些俄式武器尤其是单兵武器，便于乌克兰普通士兵的操作。但是到了6月底的北约峰会之后，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美国从提供应急性的武器，转向要长期武装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种类和性能都在升级，从单兵的防御性武器转向集成的进攻性武器，包括坦克、飞机，还有像海马斯这样的远程武器系统。长期武装乌克兰意味着接下来北约要对乌克兰进行总体换装，从之前乌克兰用得比较多的俄式装备换成北约制式装备，这个过程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有消息说，上万名乌克兰官兵在美国、英国和波兰等国的军事基地接受培训，这也是乌克兰对西方武器上手比较快的原因。
顾问：当我们回顾一场军事冲突，尤其是到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节点，首先肯定要问死了多少人，可是俄乌双方的伤亡数字并不是很透明，3月份俄罗斯公布过一次数据，后来就不再更新了。对俄罗斯国内来说，公布阵亡数字可能会动摇军心和民意。我们作为旁观者，能否估测双方大概的伤亡？
崔洪建：目前战场的伤亡人数好像是各说各的，也很难得到第三方的确认，主要原因是这是第一场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围观的冲突，海量的混乱的信息很容易淹没真实的信息。另外，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围绕这场冲突，都有相应的信息和叙事的手段，这个过程会造成数字的真假难辨。这场冲突影响的不仅是俄乌两国的不同立场，实际上还牵引着整个国际社会的两派观点，难免就会有立场先行的情况，所以，取信哪一方数字成了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的俄方的伤亡情况往往是从西方的信息源来的，可信度受到一定的质疑，而且估算方法也并不确切，比如英国不时发布俄军的伤亡数字，根据的是俄军现有的兵力调动和部署情况，而不是按确切的伤亡数字来算。
可以肯定的是，俄军仍然只是使用了部分实力，而乌军是全民皆兵、全力投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伤亡人数的对比没有那么重要了。而且评价冲突接下来的走向，可能也不是看现有的战场上的伤亡，而是要看双方的后劲。俄罗斯现在还没有动用权力，这也是让西方在支援乌克兰、在对俄制裁两方面想保持平衡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也要考验乌克兰，军事实力上毕竟与俄罗斯有相当的差距。套用一句老话，决定冲突走向和结局的不是武器的先进程度，也不是兵力的多寡，而是双方的政治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