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进程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飘洋过海来到上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为这座城市全方位的发展各尽其能。
他们见证了上海城市更新的进程，在这里度过自己最好的年华，如今已老之将至。他们从年轻时代起在这里便被我们称为“老外”，现在则无疑是真正的老外了。我们想听这些年过50岁的老外们聊聊自己在上海长期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和体会，以及对于老年的看法。
在采访中，几乎每个老外都当着我们的面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在上海呆了这么久呢？”但答案，其实已在他们点点滴滴的讲述中。
新闻晨报·周到近期将推出《50+老外在上海》系列采访，第二期邀请的是上海艺术品博物馆高级翻译顾问鲍家恕（Josh Bobley）。
1981年，13岁的纽约学生Josh Bobley加入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他们从香港坐船到厦门，又从厦门搭绿皮火车先后抵达杭州、上海和北京等地。
将近42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鲍家恕的他坐在浦北路上一家星巴克里对晨报记者感叹，自己当时正好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结束这段旅程后，他回到纽约，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崭新的人。他对自己说：“对于这个国家，我要发现更多，了解更多。”
他没有让这句话永远停留在愿望阶段。他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台大学习中国文学，并在10多年前成为《上海日报》的编辑。此后他在中美间频繁往返，最终在大约八年前来到上海定居。
如今，他是上海艺术品博物馆高级翻译顾问，也是多所国际学校的外教。他讲熟练的普通话，被人们称为中国通。他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过着猫狗双全的生活，和周围的人们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
几年前，他和小区里一位老人成了朋友。那是一名膀胱癌复发的小儿麻痹症患者，他见证了老人生命最后的时光，为他留下人生最后的或许也是唯一的记录。
在他对老人进行访谈的几个月里，他不止一次想起自己大学时代的教授、畅销书《相约星期二》（Tuesdays with Morrie)中的主角莫里·施瓦茨。施瓦茨教授在自己身患ALS（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走向生命终结时接受了自己昔日得意门生的采访，这个访谈最终构成了全书的内容。
一个人如何直面病痛和死亡？鲍家恕说，这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老年时期几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包含在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中，一个他花了大半生去思考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他曾经为此向数百位国际名人写信去探寻答案，回信的人中包括印度前总理甘地，他的回答写满了三页信纸……
以下为鲍家恕自述上部分：
40年前的中国人最让我震惊之处
我出生在纽约，父亲是一名出版商/编辑，母亲是一名英文教师。我们家里雇佣一个中国保姆，她带自己的女儿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吃着中国阿姨烧的菜，听她们说着中国话，这是我对于中国的兴趣之始。
在我13岁时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到中国，当时是1981年。人们告诉我，你们的领袖邓小平刚在几年前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那次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厦门大学度过，厦门在我来的前一年刚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
我在厦门大学遇到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叫徐耀平，他是那里的学生，担任我们的翻译。他原籍上海，既是一名诗人，也是译者。那个时代没有即时通讯工具，当我回到美国后，我们开始写长长的越洋信件，每月能有一个来回。
我们在信里分享自己写的诗歌和梦想，我觉得我和他好像是彼此的另一面。他热爱西方文化，向往来美国生活，最后也实现了；而我迷恋中方文化，后来也的确来到了上海定居。当时，我们就这样各自保持着对于另一个国度遥远而模糊的憧憬活着。不幸的是，他后来身患癌症去世了。
每次来中国，都要和徐耀平相聚
整个80年代，我又来了两三次中国。去遍了所有的省市，你能报出名字来的，我都去过。从我第一次来中国至今，过去了40多年。天哪，你要我怎么描述这种变化？
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普遍不高，但你知道真正让我震惊的是什么？不是他们捉襟见肘的物质条件，而是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他们总是脸上带着微笑，用有限的物质创造出尽可能好的生活。
在当时，我是为数不多亲身体验了两国生活和文化差异的人。我对于生命的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第一年，我决定写一本关于生命意义的书。
我给几百位名人写了信，他们中包括政治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等。我在信里解释了自己的初衷，我说自己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但我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很多人回信了，甚至包括当时的印度总理甘地。
他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回信，通过印度大使馆寄给我，上面还盖了戳。直到今天，我对于他回信这件事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他在信里引用了印度梵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里的经典语句。
我把这些回信都汇总在一起，把它们寄给著名的《生活》杂志，想通过他们出版。他们给了我一个客套的回复：“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总之我们会考虑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偷走了我的创意。他们找了另一些名人讨论这个话题，并进行了出版。我觉得这种做法真是太可耻了，好在后来我在中国台湾和人合作，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字就叫《生命的意义》。
大学毕业后，我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双硕士。其中在耶鲁大学，我学的是中国文学的课程。这门课程还包含中国文化的内容，所以我曾有幸坐进过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课堂，老先生于两年前去世了。耶鲁大学鼓励学生去国外学习，所以第二年我就去了台大继续学习中国文学。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对新闻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新闻学专业。获得硕士文凭后，我在美国很多著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
25岁这年，我和一个印度裔的女人结了婚。我们在大学相识，婚姻维持了17年。这件事告诉我们，结婚永远不会太晚，只会太早。
离婚的时候，她偷走了甘地总理给我的信！但那之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来《上海日报》做编辑的机会。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那是一段了不起的经历。
中国人整体很重视教育
后来那些年，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来去去。最后我对自己说，上海这么酷，我要来这里定居。至于要做些什么维持生活？我不确定。
最自然不过的工作就是教英文。我觉得自己有与身俱来的教育天赋，而且教育本身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在上海这些年的感觉是，中国人整体都很重视教育。
这点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移民国家，通常是移民更重视教育。但南方有很多地区的人既看不起教育本身，也看不起教育者。
在南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只接受了一点儿教育。美国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毒品、种族歧视和教育匮乏，这导致了很多人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处境感到愤怒，但他们有选举权，所以你想想这些人能把选票投给谁？
这也是我来中国长居的一部分原因，我对自己的祖国渐渐失去了希望，并不再有安全感。在上海的这八年里，我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我在很多国际学校教书，不仅教英语，还教公开演讲。后来，又成为上海艺术品博物馆的高级顾问。同时，我和TEC（侨民中心）也保持着密切合作。
当我八十年代来上海的时候，我有种感觉，觉得自己是先锋式的人物。但随着我慢慢了解中国文化，才知道自己曾经的想法是多么傲慢而无知。原来，一个多世纪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比如梁思成和林徽因，前几年我参与编辑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这个发现让我震惊。
我在这里的多年间，对于上海的历史，对于上海和美国的联系还有很多新鲜的发现。听我说，有一年夏天，当我正坐在路边一条凳子上休息的时候，一个男人走向我，自我介绍是导演，问我有没有兴趣拍片子。
于是我就跟着他走了，到了片场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是一部反映二战时期上海历史的电影。我在电影中饰演一个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我的战机被日本人打下来以后，被他们捉进了监狱。后来，是上海的中国军人成功营救了我。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在远东战场也有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大部分西方民众的注意力都被西欧和东欧战场吸引走了……
我和一名东北出租车司机的故事
我在上海这些年，99%的中国人对我的态度是很友善的。有时候甚至友善过了头，他们很喜欢和你发生肢体接触。刚开始我有些不习惯，在美国我们会倾向于保持一点距离。但在长年累月中，你学会了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你变得更愿意相信他人。这种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和亲近，不是一件我们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事。
听我讲个故事吧：
今天春节期间，我叫了辆出租车外出。司机是个非常热情的东北人，路上开了半小时，我们也聊了足足半小时。我们分享了彼此的处世哲学以及个人信仰等，他的观念就是：虽然自己没读过什么书，但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用他们的知识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
下车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微信。然后，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故事发生了。
第二天，我一个朋友从北京来上海。他担心春节找不到车子，于是问：“你碰巧有认识的出租车司机吗？”“怎么这么巧？”我说，“昨天我刚加了一个。”
我找了那司机，他用一连串热情的回答让我放心没有问题，自己会准时到的。他接了我的朋友，送他到了酒店。然而，他却坚决不肯收车钱。当我试图在微信上转账时，同样被他拒绝了。
几天后，东北司机发来消息，邀请我去他家过元宵节。“你一个人在这里太孤单了，来我家一起吃饭吧！”我想的却是：他为什么叫我去？这是不是个坏人？他会不会杀了我？
听着，这不是我对于中国人的偏见。而是在我们国家，人和人之间早已习惯了冷漠和猜疑。我跟好几个美国朋友说了，他们都说：“别去别去！”“可是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啊！”我有些犹疑。“可是他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这完全没有理由啊！”朋友们又说。
但有没有可能，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只是想单纯表示自己的友善？在万般矛盾中，我还是决定试一把，我决定相信一个陌生人的善意。
第二天他来接我，我买了一箱水果，我知道你们中国人作客的时候都爱拎果篮。我们一路聊，车子一路驶近他家所在的虹桥。老实说，我越来越紧张了。
但一进家门，我看到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都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我立刻放松了。我们吃东北传统的火锅，他还拿珍藏的茅台和我分享。
饭后我和他们聊了会儿天，然后我就走了。我说：“非常感谢你们。”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没有那么多华丽的形容词，我只是觉得在这里很舒服。然而在一段关系中，舒服难道不正是最重要的吗？我觉得在上海舒服是因为自己可以有更多空间，不是身体上的空间，而是头脑中的。
在美国，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身边，这让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压力。在这里，你不用追求世俗上的成功，而世俗成功的一部分就是找到一份华尔街上的工作，从早上8点干到晚上8点。但在这里，我更像个自由职业者，有弹性的时间。
这意味着我想弹琴就可以弹琴——天知道我有多爱巴赫，没有谁会打搅我，除了我的狗。顺便说一句，我家里有狗也有猫，都是路上捡的。
我已经四年没有回过美国了，如果我走了的话我的狗和猫怎么办？这座城市如今有了我的羁绊，想想真是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