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国古代青铜馆之后,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二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雕塑馆(简称“雕塑馆”)从3月16日起试开放,呈现海内外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陈列。
上博东馆雕塑馆与原先人民广场馆雕塑馆相比,有几个方面的升级。
文物门类方面,上博东馆从艺术视角出发,展出和阐释了上博馆藏的骨雕、玉雕、青铜器、木俑、陶俑、墓葬刻石、金铜造像、石雕造像、木雕造像、泥塑造像、瓷塑、竹、木、牙雕等289件/套立体造型文物,比人民广场馆雕塑馆展陈数量增加近两倍,有三分之一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展厅面积增加了400多平方米。
在历史长度方面,上博人民广场馆的雕塑馆有“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四大板块,新的雕塑馆向前扩展到商周时期,向后新增元明清板块,新的雕塑馆形成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大理国”“元明清”五大板块,展现一部有形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
在展厅设计方面,有近8米的层高,空间开阔,也有大型沉浸式体验空间的布置。展览灯光明快通透,展柜采用低反射玻璃,在提高观展舒适度的同时,也展现出文物原有的材质和雕刻的细节特征,营造出充满中国古代雕塑之美的艺术氛围。
展出的重点文物中,有一组来自云冈石窟的造像残件让人驻足难忘。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举全国之力,调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大型艺术杰作,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博东馆展出的一组13件云冈石窟造像残件来自石窟中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洞窟群“昙曜五窟”。
上博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师若予介绍说,这批造像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中,1939年至1940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组成的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时采集的,抗战结束前,被运回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经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张凤举等先生的努力,这批造像于1948年被追索回国。当时运输的船只属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所以这批造像回国时,被运送到黄浦江码头。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得益于近年来对这批文物来龙去脉的研究渐渐清晰,所以这次是首次在上博东馆雕塑馆亮相。
在上博东馆雕塑馆内,还很罕见地把南朝和北朝时期的雕塑并置呼应展陈。
我们看到在展厅中央,一边展陈着高大的北魏石造像碑,另一边展陈着三件南朝石像,其中,石造像残碑和石造像底座来自四川博物院,到上博借展两年,另一件是上博藏石一佛二菩萨像。
师若予表示,这次上博东馆很难得地把南北朝的雕像并置展出,因为国内目前所藏的北朝雕像还有,二南朝雕像就非常少见了,一般是在四川和南京的博物馆里才有少量。
谈及南朝雕像留存很少的原因,师若予认为,这主要和雕塑材质有关。北朝的雕像往往是依山开凿的佛像,较难毁坏;而南朝雕像一般是在都市的寺院建筑里,往往选用金银材质、木质或干漆夹苎,这样的雕像不容易长期保存,且往往毁于战火。
展厅中,专门为一件漆金彩绘木大势至菩萨像营造了一个装置艺术空间,菩萨像底座抬高到一米多,佛像上方笼罩着一圈壁画图案。
这尊佛像源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金、元时期该地区木雕造像繁盛,表现出身材壮硕,装饰华丽、雕刻立体、线条流畅夸张的特点。
师若予认为,金代的造像其实对当地元明时期的壁画有影响,这件造像上方的图案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药师佛佛绘图》壁画,木雕像和佛绘图的美术风格是一致的,这样就证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美学中“绘塑并举”的特征。
展厅中的“大都佛儿张造青田石佛像”是全球唯一的一尊考古出土的带有大都铭文的标准元大都造像,极其珍贵,这件孤品也是第一次在常设展中展出。
在该佛像的底座有刻铭“大都佛儿张造”,“佛儿张”应该是张姓造像者的谦称,表示造像者的虔诚。这尊佛像1994年出土于上海松江区圆应塔地宫,反映了元代大都的藏传佛教艺术对江南地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