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明史学者、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潜心研究,在遍阅各种历史文献、方志资料及历代著述后,以十年时间独力完成230余万字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将晚明史研究再次推向高峰。
11月3日上午,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樊树志教授《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本次学术座谈会,也是迎接2025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一百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之一,当天现场还举行了新书揭幕和赠书活动。
本次活动专家学者云集一堂,除了来自复旦大学史地所、中文系及历史系的相关学者,还邀请了来自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多所高校院所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参与座谈。
在座谈会上,今年87岁高龄的樊树志教授告诉大家,他拿到新书的第一个感觉是赏心悦目,让人引起了阅读兴趣,爱不释手,这是出版社和编辑的功劳。
樊树志教授认为:“晚明虽然政治体制没有变化,但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新的趋势。所以我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教授认为,樊老师求新不止,始终走在学术前沿:
樊老师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早年致力于明清社会史研究,江南市镇研究,领一时风气之先。90年代以来,转向晚明史研究,主张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晚明大变局”的概念,并提出要把晚明的中国社会放在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大变局中来讨论,把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发生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论述,这种学术视野和前沿意识是我们后辈学人的榜样。樊老师以严谨史识、畅达笔触,成宏大叙事,这是樊老师作品备受读者赞誉的缘由。其背后是我们历史学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对学术发展传播的责任感。
据中华书局总编辑总编辑尹涛介绍,樊树志教授和中华书局有着深厚的友谊,二十多年来给中华书局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可以说是“两个二十年铸就了三个高峰”。
第一个“二十年”是指樊老师从200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大众化方向的第一本书到现在,刚好20年;第二个“二十年”是指樊老师自2004年6月28日在《解放日报》发专版文章《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首次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这一学术论断,到今天《重写晚明史》五卷本出版,刚好20年。
第一个高峰是《国史十六讲》,第二个高峰是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变局》。这本书甫一出版,就成了当年的“畅销书”,第三个高峰,就是今天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黄洋认为:樊老师从1988年出版第一部专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开始,迄今已有15部专著出版。《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一书的出版,奠定了樊老师在明清江南经济研究领域开拓者的地位。年近八旬之后,他又撰写了200万字左右的《重写晚明史》,退而不休,孜孜治学的精神,让人叹为观止,也代表了历史系学人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力行看来,樊老师在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领域里,始终是学术前沿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后,《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开了江南研究的先河,是一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必读的经典。樊老师的《重写晚明史》,也可以说是江南市镇研究的延续和扩张。前因后果,互为因果,构成了完整的晚明史。晚明史的学者众多,但是系统的研究,精深的研究,新见迭出的研究,当以樊老师这部《晚明史》分量最重。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参与过《重写晚明史》的读者见面活动,在他看来:
一个好的人文学者,不论以什么形式,一定要写出世道人心。世道方面,容易写,尤其是对历史学界,因为历史是在探讨王朝更替,兴亡规律,甚至国计民生,但是在历史著作里能够读出人心,并不容易。《重写晚明史》,我觉得它更吸引我的在于写出了人心。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学者写张居正,基本上就是写变法的内容,讲变法对历史的影响。但是樊老师比很多历史学家多了一部分,就是张居正倒台了之后,世人怎么对待他。樊老师用这套书给我们很僵硬的历史注入了很多温情。他自己在后记里也特别强调,说晚明这段历史让他感觉到辉煌、苍凉、悲愤、无奈。
周立民认为,中华书局以多种多样的书的形态来推出这部大作,还是有巨大的意义的:
我一直觉得书是需要用多种形态面向不同的读者。我觉得中华书局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以多种形态的版本推出樊老师这样的著作,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追求和努力。尤其是这个新版,其实编辑在其中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中华书局不仅出了樊老师这套书,还出了樊老师其他书。我觉得这是学术出版一个最好的形态,就是一个出版社成为学术作者的“娘家”。我觉得跟读作者保持这样长期的合作的一个形态。对于学术界也好,对于作者也好,对于出版本身也好,其实都是一件美好的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