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宋以朗：关于张爱玲，你最不喜欢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问我对张爱玲的印象如何。可是我见到她的时候不过十二三岁，对她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印象。我每次都这么说，可是人家总是很难相信。”
近年来，宋以朗以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的身份为大众所知，他同时也是现今在世极少数亲眼见过张爱玲的人。
□ 摄影 陈明望
随着前不久电影《第一炉香》开机、电视剧《半生缘》重拍、张爱玲作品全新结集再版、以及明年张爱玲诞辰百年，这些都使得“张爱玲”成为文化圈的一个热门词汇。张迷们以及各路媒体，太想从宋以朗这里，获得更多、更鲜活的关于张爱玲的信息。
宋以朗的普通话并不好，每回答一个问题之前，都要努力而慎重地先组织一下语言。这种慎重，也表现在他随后的回答当中。
他秉持着一个学理科出身的人的基本逻辑，但凡从他这里给出的回答，包括出书内容，一定要是有依据、有来处的。他拒绝先入为主、大而无当的情感化表述。
在宋以朗看来，诸如“华丽与苍凉”这样经常被加诸于张爱玲身上的词汇，正是读者对张爱玲其人最大的误解，“都是外人意会出来的，我想张爱玲自己都不会在意。”
宋家见证了张爱玲的后半生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宋以朗的父母宋淇、邝文美夫妇。
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从此展开与宋淇夫妇长达四十年的通信往来。可以说，宋淇夫妇见证了张爱玲的后半生，邝文美更成为张爱玲后半生最好的朋友。
张爱玲这张广为流传的双手掐腰、看向一侧的照片，就是邝文美带她去香港著名的兰心照相馆拍的。
被很多人认为“淡漠人情”的张爱玲，不止一次在给邝文美的信中，有过诸如“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隔了这些年，还是只要是脑子里的大段独白，永远是对Mae（邝文美英文名）说的。以前也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告诉”这样的文字。
1961年，张爱玲短暂回到香港写剧本，当中有两周借住宋家，住的就是宋以朗的房间。当年宋以朗只有12岁，对张爱玲的名气和作品都毫无概念。
“我让出睡房给她，只好到客厅‘喂蚊’。她给我的印象很简单，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子，深度近视却不带眼镜，看东西需要俯前，喜欢吃隔夜面包。此外，她整天躲在房间写作，偶尔出来一起吃饭，与小孩无甚交流。”
在2015年出版的《宋家客厅》一书中，宋以朗说，这就是张爱玲留给自己仅存的印象。
宋以朗每次接受采访也都是这么说的，但倾听者们总觉得不够，还应该有更详细、更有趣的内容。这种期待令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可他也并不打算予以满足。
1965年，宋淇与台湾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相识，并推荐了张爱玲。从此张爱玲作品均由皇冠独家出版，张爱玲因此有了稳定的版税收入，不用再为生计发愁。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去世，根据其遗嘱，遗产由宋淇夫妇继承。
1996年，宋琪在香港去世；2007年，邝文美去世。张爱玲的遗产，落在了宋淇的一双儿女宋元琳、宋以朗身上，宋以朗为执行人。其中包括张爱玲未发表的遗稿和大量书信，仅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来往书信，就有六百多封。
接手张爱玲遗产只因“没有办法”
从1950年代到香港，1960年代起在台湾出书，1980年代起作品陆续被改编成影视剧，张爱玲的流行，在大华文圈子里，其实一直没有间断过。
但宋淇夫妇不愿“挟爱玲以自重”。交往四十多年，他们从不随便向人提及张爱玲，对子女也是如此；公开写张爱玲的文字也只有寥寥数篇，且每篇都是为了宣传张爱玲作品而写。
1984年，香港导演许鞍华要拍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苦于找不到作家本人，于是想起小学同班同学宋元琳——宋以朗的姐姐，通过宋元琳找到宋淇，最终获得张爱玲的拍摄授权。
《倾城之恋》上映是当年香港娱乐圈的大事件之一。但即便如此，当年身在美国的宋以朗，也并未对阿姨辈的张爱玲产生什么兴趣，更未向父母打听过小道消息。
宋以朗说自己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他1949年生于上海，从小沉默寡言，且与父母兴趣迥异。1968年，宋以朗被送往澳洲留学，1971年转去美国，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毕业后留美工作。
宋以朗说起当年，“找工作很顺利，转行也很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金融分析、编程、统计、新闻都胜任。”
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也提到过这个儿子，“大概有点天才，人很怪，没什么朋友，思想很有深度。”
2003年，宋以朗回到香港，照顾年迈中风的母亲，并协助母亲处理过一些与张爱玲相关的捐赠和授权。2004年，张爱玲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出版。但邝文美也从未交代过儿子，如何继续处理张爱玲留下的14箱资料。
宋以朗说：“如果他们从一开始问我，我就可以说不，我是不会接受做这个执行人的。”
但宋以朗再次成功实现“转行”。经由他的整理，《重访边城》（2008）《小团圆》（2009）《异乡记》（2010）《少帅》（2014年）相继出版，每本都在文坛引起不小轰动。宋以朗陆续公开的张爱玲书信内容，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手依据。
《少帅》之后，宋以朗宣布手上张爱玲较成规模的旧作整理暂告一段落。2015年，宋以朗推出《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写自己的祖辈、父辈，以及父辈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文坛名人的交往。
“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
作为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一度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他在《宋家客厅》中写道：
“我出书，会有人骂我贪钱、侵犯隐私；我为了某些原因（例如认为她写得不好）而把稿子销毁，会有人骂我是文盲，‘你懂个屁’；我什么也不做，不出版也不销毁，便会有人骂我什么也不做。既然怎样都会挨骂，我决定还是自己做主较好，现在我只会做我认为正确的事，而不会再在乎大众怎样想。”
因为“大众怎样想”，实在是当事人所无法左右的事情。
宋以朗做过很多“纠偏”的工作，比如很多媒体描述张爱玲“经济拮据”、“晚景凄凉”，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中用了“遗嘱与去世”“晚年经济状况与遗物”两节予以澄清——
“外界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自己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坐跑车、养番狗、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携高贵手袋、戴钻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张爱玲在赖雅去世之后的感情生活应该是空白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一定要她有个伴侣呢？没有这些东西就一定很凄凉吗？”
宋以朗自己，今年70岁，一生未婚，更无儿女。在“大众”眼中，当然也被列入“怪人”“凄凉”之列——
“以我自己来说，最近作家陈玉慧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数年前上门来探访我的是。她写道：‘宋家现在是宋以朗一个人住，张爱玲的文件和书稿，全置于客厅一大桌上，再加上一墙壁张爱玲或有关张爱玲的著作，除此，没有别的家具或装饰。’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无妻无儿，家徒四壁是很凄凉，反而这种生活我喜欢得很啊！”
□ 摄影 陈明望
宋以朗并不差钱。近年来，张爱玲的版税用途也非常公开：宋以朗和姐姐建立了香港大学张爱玲纪念奖学金、资助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支持举办各种国际研讨会、出版论文集，等等。
在电影《第一炉香》的开机宴上，制片人、青鸟影业（上海）有限公司总裁刘韧向宋以朗敬酒，感谢他的授权。“宋先生说自己当年的犹豫，完全不是因为价格，他最为看重的就是能不能拍好。虽然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做了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但他的责任感、守护意识，都是很重的。这点，我想跟宋先生打过交道的影视公司都有共识。”
宋以朗称自己已经立了遗嘱，“我会把我的东西交给我最亲的人——我姐姐宋元琳”。宋元琳1970年嫁给美籍华裔水彩画家曾景文之子，育有一儿一女。
□ 《第一炉香》制片人刘韧与宋以朗在开机仪式上
【对话宋以朗】
“可能有些人会说我的方法怪怪的”
新闻晨报：您的父母生前有没有就张爱玲的事情跟您进行过沟通或者交代呢？
宋以朗：并没有。因为老人家通常很低调，他们从来都说不要那么紧张、可以等一等、将来有的是时间，所以有的事情就没有及时处理。如果我爸爸妈妈在张爱玲去世之后，想一想两个人身体都不好，是不是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呢，儿子女儿有没有兴趣，要不要跟我们解释这个事情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如果他们从一开始问我，我就可以说不，我是不会接受做这个执行人的。是不是应该我先说这很有趣、我要做，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我是非常被动的，我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在哪里，要一件一件地找。
新闻晨报：您的父母都从事跟文化相关的工作，跟张爱玲的通信也多围绕这些内容。但您自己却是理科背景。最初从母亲手上接过这么多张爱玲的资料，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或者“压力”吗？
宋以朗：也不能说是压力。我妈妈去世后，她手上有一堆东西要处理，张爱玲的部分要麻烦得多，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有人说好的做法是将这个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对文学、出版比我懂得多。可是这个人在哪里呢？
我其实不是特别想做，可是这个事情必须要做，我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最后）变成了我开始找自己的方法。
可能有些人会说我的方法怪怪的，因为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做法。比如说我写一本书，关于张爱玲跟我爸爸妈妈的事，可是写出来（的内容）对张爱玲完全没有什么文学评价，因为我根本不懂。只是他们在信里面这样说，我就照抄。这些内容都是有根据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看吧。
新闻晨报：从2014年《少帅》之后，张爱玲的作品整理好像就告一段落了。请问接下来，读者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宋以朗：我希望能够出版她的书信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爸爸妈妈与张爱玲的通信，全部内容差不多有五、六十万字，都已经录入电脑了。其中有几年是不全的，因为张爱玲搬家的时候遗失了。还有张爱玲跟其他人的通信，要看找不找得到通信的人，因为版权是属于他们的。
人家问我什么时候出版，我通常给的答案是弄好了就出版，弄不好就不出版。(难点在哪里？) 其实没有太多难点。2011年出《张爱玲私语录》就很难，有人说那本书最好看的地方在于“注释”，因为没有“注释”，是没人看得懂的。
但是将来要出版的书信集里面，差不多没什么“注”，只是书信。应该怎么说呢，这就像是一个考试，东西都在这里了，你看得懂就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看不懂就是看不懂。
新闻晨报：《小团圆》出版的时候引起过一些争议。对您来说，要决定张爱玲的文字内容该不该出版，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宋以朗：我没可能写一本书，里面注明一堆标准。通常是你要先看到那个东西，看完你就知道标准在于什么。有人说《小团圆》里面张爱玲写自己写得很不好，可是你想想看，那是她自己写的，她自己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第三者跑出来说不要出版呢？
反而有些东西我是要想想的。比如书信里面，张爱玲评价某某人的文章怎么糟糕，她给了这样一个意见，却完全没有给出背后的理由。但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被她批评的那个人没有解释机会。而且两个人的地位是不同的，张爱玲是一个已经去世的名作家，她的评价这样压下来，被批评者却没法去找张爱玲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内容就需要斟酌）。
“我喜欢的其实是她后期的那些作品”
新闻晨报：您自己最喜欢的张爱玲作品是哪部？
宋以朗：我喜欢的其实是她后期的那些作品，你可以说是《小团圆》，可是也不只是《小团圆》这一本书。（后期作品）里面的东西，她写了三四十年吧。她1980年代的几部短篇小说，故事其实在她脑子里放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看到她的某一个句子、一个概念，第一次写可能是在1943年，然后1950年代那个句子再出现，1970年代再出现，1990年代再出现。当你做一个比较，会发觉她的想法，因为年龄的关系，变成了（跟以前）不同。从简简单单的看法，变成了一个有深度的（东西）。
反而比如说她著名的小说《倾城之恋》，那本书她差不多只是写了一遍（就出版了）。今天再看，不是不好，可是（它）只是一个故事，你看不到故事后面的那个人，那个作者，看不出她为什么喜欢这个故事。
有人说她早期的作品特色是会用一些不可思议的比喻，之前从来没有人会用这种比喻。可是她自己觉得并不喜欢，所以她后期的文字里就没以前那么多的比喻。
她后来也笑自己，比如她在《小团圆》里面说过，1940年代的那些作品，是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在那边写一些爱情故事，所以她应该也觉得哪里是不对的。（《小团圆》原文：“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你看她后期的东西是跟简简单单的爱情故事是不一样的，反而写的是自己的回忆。到了晚年，她其实不要写什么爱情故事了。
新闻晨报：《宋家客厅》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张爱玲早年在《爱憎表》中说自己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您的解读是她比较仰慕大情大性的人物，后来写《少帅》或者是出于“少女幻想”。但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张爱玲身上“少女感”的一面是非常弱的，包括她作品中的女主角也都不太“少女”。
宋以朗：她在《爱憎表》里面写自己最喜欢的是英国皇帝爱德华八世，因为皇帝不爱江山爱美人，她觉得是非常之伟大。
相比之下呢，就是她在作品里面（表现得）很悲观，（给读者的感觉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做成的。你是一个小女生，你说什么“江山美人”，那根本不是你可能碰到的故事。
我觉得她只是有些悲观，不觉得她没有（少女感），只是她的少女感没有很好的通道发挥出来。你看她的朋友，她跟上海文学界的人都不亲近，反而很喜欢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一个有点少女感觉的人。她们也会在通信中讨论怎么做衣服、怎么收拾房间。等于是张爱玲1952年到了香港之后，碰见了我妈妈，可能这是她第一次可以发挥她的少女感。
新闻晨报：在您看来，是哪些因素，使得您的父母和张爱玲得以保持四十多年的友谊？毕竟，被张爱玲本人认可的“朋友”并不多。
宋以朗：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应该是我的爸爸妈妈从没想要从她那里拿到什么。其他人呢，可能她觉得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她跟我们家其实是跟两个人的交情，两个人跟她的互动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她跟我妈妈应该说是闺蜜，跟我爸爸应该是业务（往来）。如果她跟我爸爸有时候在业务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她会想想还有一个闺蜜在。
“我当影视剧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作品”
新闻晨报：张爱玲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的顶级IP，在交出一部作品影视改权的时候，您会有哪些方面的考量呢？
宋以朗：（首先）要有一个提案，里面要注明你的经验，以前拍过什么东西；还有这次你打算怎么样拍。
《第一炉香》的制片人刘先生一开始来找我，我是给过他一个忠告，我说你要拍张爱玲压力会特别大，因为你拍出来（无论好坏）都会有一堆人跑出来指手画脚，你拍其他人的作品可能就没有这种压力。
新闻晨报：您怎么看待《第一炉香》的阵容？
宋以朗：许鞍华我当然知道，她以前的电影我也看过，她跟我们宋家有些特别的关系，是我姐姐的小学同班同学。1984年她第一次拍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是通过姐姐跟我爸爸取得联系，后来拍成了。所以这么多年，许鞍华跟张爱玲是有很深的渊源的。
这次《第一炉香》再找她，一开始她觉得太辛苦了，她不想要做导演，但说可以做监制。问题是让她找一个导演，找来找去也找不出来，所以还是她来导。这是她第三次拍张爱玲，剧本是王安忆写的，希望她这次可以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男女主角方面，彭于晏我看过他的《悟空传》。“姑妈”的扮演者俞飞鸿，我看过她在美国拍的电影（《喜福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争议最大的马思纯呢？）马思纯的作品我以前没有看过，得知是她主演后，特意去找了《左耳》《七月与安生》来看，《左耳》里面的角色跟葛薇龙完全不同，我当时就想这女孩是没有可能变成薇龙的。但我刚看了《第一炉香》已经拍好的大概半小时的片段，就觉得她没有任何问题，她的emotional range（情感跨度）实在是很大，她可以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实在是很厉害。
新闻晨报：目前根据张爱玲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您自己最喜欢哪部？
宋以朗：这里面有两种看法，我先说我不想用的一种，就是看这部影视剧是不是忠于张爱玲的原作。这要看你想拍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小说，如果是翻拍一部小说，那很多东西是需要改变的。
另外一种看法是，我不管张爱玲是怎么写的，我当这部影视剧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作品。如果是这样，我最喜欢的是《色戒》，因为可以真的不用去想张爱玲。
当初李安来找我买改编权，他说1970年代第一次看到这部小说，就被震动了。我就想什么东西能震动到李安啊。我仔细去看了小说，总共28页的短篇，头4页都在打麻将，我想说这怎么拍成电影啊。但如果导演是李安，我是有信心的，因为他在美国已经做到非常好了。
新闻晨报：李安来找您买改编权，或者一位不知名的导演来找您，您会有价格上的倾斜吗？
宋以朗：我这里不会有什么“优惠价”，一般来说都有个基本起价，就是市场价。
“我不觉得她跟‘华丽与苍凉’有什么关系”
新闻晨报：在《宋家客厅》这本书里，以及您近年来接受采访或者做讲座的时候，都对一些关于张爱玲的不实传闻做出过澄清。除了一些细节的出入，在您眼中，大众对张爱玲其人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宋以朗：张爱玲去世第二年，皇冠出版社为她出了一本书，邀请张爱玲的朋友和研究者们写纪念文章，我爸爸也有一篇旧文被收入进去，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生命解读》。
我想这可能是大众的最大误解。我不觉得她跟“华丽与苍凉”有什么关系，这都是人家的想法。比如说“华丽”，（外人可能觉得）因为她有贵族血统，又拍了一些很有个性的照片，但是从书信里面，从来都看不出她觉得自己哪里“华丽”。反倒是她在书信里面表现出一些后悔，就是1942年她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当时她出名的（另一点）是奇装异服，她自己的解释就是年轻，觉得很开心，可是以后就没有这种东西了。
“苍凉”就更加不会了。因为她真的看起来很满足，从来都不会说自己生活怎么（不好）。等于是一个人如果到过高处，到过低处，她就根本不在乎，就是简简单单地活下去。所谓“苍凉”，还有的说她“晚景凄凉”，都是外人意会出来的。
新闻晨报：其实从1980年代重新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张爱玲的名字一直与“传奇”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您的父母与张爱玲私交很好，您少年时代也曾与张爱玲见过面，并且看过大量的张爱玲书信。在您的理解中，张爱玲的“传奇”色彩会不会有所不同？
宋以朗：我觉得她自己可能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可是人家偏偏要说她是一个“传奇”。通常是因为什么理由呢？比如说她是李鸿章的后代，是贵族、蓝血出身，（我觉得)也是怪怪的，李鸿章后人有什么特别的呢？另外比如说她1943年开始在上海写小说，第一本小说集的书名就叫做《传奇》，（这两个字）变成了以后追随着她的一个符号。
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以前张爱玲的版权在内地没有弄得那么好，2003年我去北京，看到书店里有三十多个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也没有人管这个事情。你想想，如果有三十多家出版社都在出版张爱玲，其实也是在推动张爱玲（的流行），她想不变成传奇也不成。
我们还可以把张爱玲跟其他女作家做个比较，比如说三毛、琼瑶。关于张爱玲的传记我看过一百多本，可是三毛、琼瑶的传记可能只有一两本。好像张爱玲的生平给了作家很多机会去发挥他们创作的本事，但张爱玲传记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不对的，只不过是写出来好看，（传记作家）就觉得可以了。
张爱玲是不是一个传奇，不是当事人可以主宰的。我想做一个传奇，可是没有可能；张爱玲想不做一个传奇，也由不得她。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其他的理由，外在的理由（造成的），当事人就真的没有办法（决定）。
新闻晨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版本的张爱玲传记。您的父亲也曾经说过要写张爱玲传记，可惜未能实施。如果有人要写张爱玲传记来询问您的意见，您大概会怎么说？
宋以朗：我会问问有这个打算的人，有些东西你打算怎样处理。比如说1947年到1951年，张爱玲在做什么，你在传记里面打算怎么写。我只可以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段空白。张爱玲自己没说过，也没什么其他资料，也没有跟她在一起的人。
（您自己有写张爱玲传记的计划吗？）没有。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