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歌，这个在国内听来有些陌生的名字，在俄罗斯却称得上家喻户晓。

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北京姑娘。两年前，杨歌参加了俄罗斯最风靡的电视节目、有俄版“好声音”之称的“The Voice”。盲选现场，开唱不到1分钟，她就获得了俄罗斯著名男歌手季玛·比兰的“转身”。在之后的赛程中，她因深受俄罗斯观众的喜爱，被观众投票送进了决赛。

唱歌只是杨歌在俄罗斯事业的一小部分。留俄十年，杨歌毕业于俄罗斯培养演艺人员的顶尖学府莫斯科电影学院，大三就签约著名的果戈里中心剧院成为话剧演员，并凭借惊艳的歌声在选秀节目中斩获颇丰人气。

同时，她出专辑、出演高票房电影，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个人电影就获得了2018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导演处女作奖。

杨歌是少有的在俄罗斯主流演艺圈成功立足并获得如此高认同度的中国面孔。目前，虽然每年有几百万中国人进入俄罗斯，但因俄罗斯文化一定程度上缺乏包容性，中国人想要融入俄罗斯社会绝非易事，大部分人更多的是为了生计而远赴异国他乡。

在这一点上，杨歌是一个特例，在异国的土地上，在一个最讲求文化认同的领域如鱼得水。她坦言自己事业的起步离不开这张东方脸的助力，但故事越往后越属于杨歌。

“我是想到就去做了”

杨歌来到俄罗斯算是一次偶然。高中毕业后，同学告诉她有一个赴俄留学的机会，可以免学费去俄罗斯学习语言，学成后回国做翻译。“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就决定去了”，于是，杨歌拿上机票，只身来到了俄罗斯。

到了俄罗斯后，她却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感。“当时我身边的俄罗斯同学都会问我，你为什么要来俄罗斯？”几次用“不知道”搪塞后，杨歌发现自己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20岁的她第一次对自己和未来产生了恐惧。

那时，杨歌选择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消除这种迷茫感——把所有自己想做的事写下来，然后把最不可行的划掉。

报考莫斯科电影学院表演系是没有被划掉的那一项，但也并非排位靠前的那一项。杨歌说，只是想到做演员可能会带来快乐，所以给了自己一次去报考的机会。“没想到竟然真的被录取了”。

进了表演系，杨歌的人生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大一时，因为同学的一句玩笑，她就参加了俄罗斯达人秀，最后竟误打误撞获得了冠军；同年暑假，她又参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到了大三，杨歌又被破格招入俄罗斯著名的果戈里中心剧院参加话剧演出。

谈起自己最初开挂式的经历，杨歌坦言自己的东方脸给她带来了很大帮助。她说，和国内的演艺院校不同，在俄罗斯，学生未完成学业前，学校禁止学生参加商业类的演出。

“我能在上学期间参演电影，并被话剧院提前录取，是因为他们的演出正好急需一张东方面孔。”杨歌说，同时，导师考虑到她也急需收入缓解经济压力，才给她放了行。

渐渐的，杨歌不再刻意去寻找人生的方向，她发现兴趣成了自己最明智的向导。“从进入大学开始直到毕业，我都没有再为未来忧心过，因为我一直在忙，忙着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种随心的生活状态一直保持到现在。两年前，在参加完俄罗斯好声音第六季的比赛后不久，杨歌在话剧表演、录制专辑的同时又开展了一项新的事业——电影制作。

“我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想要拍电影，把这个作为表达自己的方式之一。”杨歌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牛》就寄托了她自己对爱情的理解。“《牛》的灵感来源于我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里面有我想表达的对于爱和性的理解。”

事实上，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杨歌没有拉到任何投资，只是凭借两个机位、一位剪辑助手，完成了这一部个人电影。这看似艰难的制作过程，却因为她内心强大的动力变得富有乐趣——“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时，我有足够的信心和动力去完成它，即使面前困难重重”。

“咱中国人不能被难倒啊”

今年是杨歌来俄罗斯的第十年。这十年的机缘巧合与跌跌撞撞，在杨歌轻描淡写又带着些许诙谐的讲述里，好像不过一瞬。可从一个努力融入俄罗斯社会的“俄漂”到多重光环加持的名人究竟有多艰辛，也许只有她自己知晓。

杨歌来自一个单亲家庭，从小由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当初来俄留学也完全是冲着公费项目。

被莫斯科电影学院录取，意味着公费项目的终止，而电影学院光学费每年就要一万元人民币。为此，杨歌母亲卖掉了在北京的唯一一套房产，当时北京的房价不过一万出头。

语言是杨歌面临的另一个门槛，对于一个演员而言，这个门槛要升高数倍。

来俄罗斯的第一年，没有任何俄语基础的杨歌为了掌握语言，每天只睡四小时，但课程依旧只能听懂百分之三十。进入电影学院后，课堂上开始有短剧表演，杨歌蹩脚的语言水平导致没有同学愿意跟她一起排戏。

“咱们中国人不能被难倒啊！”在接受采访的咖啡厅，杨歌旁若无人地大笑着说出这句话，“现在我的俄语已经是地道的莫斯科口音了，听声音就是个莫斯科土著。”

当时，她的应对方式是自导自演了一部戏，把一个中国人在俄罗斯缺少归属感的真实体验融进了创作里。这部作品惊艳了所有人，也彻底改变了导师与同学对她的刻板印象。毕业大戏中，杨歌成为了女主角。

杨歌遭遇的另一部分困境来自于她的任性与执拗。在第一部个人电影获奖后，她开始筹拍第二部。她想在俄罗斯用英语拍一部电影，但没有投资方愿意接受。

她苦闷了半年，但始终不愿意妥协：“我的电影，我只想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来呈现。”一场个人演唱会结束后，一位制片人找到了她，表示愿意出资，并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

老舍说，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在杨歌看来，生活中像这样的起起落落是没有尽头的，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好。“当你觉得生活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那就说明快好了。因为这条曲线到底了，它只能往上走了。”

现在，杨歌也确实一直在向上走着。音乐人、演员、导演的身份并行着，她如今的生活忙碌到要四个助理来打理。在她的手机日历里，是用各种颜色标注的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

“对自己的职业负责”

和杨歌的采访就约在她住所边上的一家咖啡馆，杨歌落座后，不时有俄罗斯顾客远远地观望，但并没有出现国内对于明星的追捧景象。

杨歌说，俄罗斯的文化是把演员首先看做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个明星。“这也是我愿意留在这里的原因，演员想成名，只需要对自己的个人能力负责，而不是炒作之类虚无缥缈的东西。”

对于国内演艺圈的一些现象，她表示难以理解。“为什么国内一些演员不用替身拍了一场有难度的戏也被称赞为‘敬业’？”她皱皱眉，又追问了一句，“这不是演员的本职工作吗？”

杨歌对于演员这个职业的认识，从踏入莫斯科电影学院的第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回忆起当时面试的场景，除从朗诵诗歌到视唱练耳几乎一样不落的考核形式，给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协调性训练，考生们被要求用两只手以不同频率和幅度画圈。

多年以后，杨歌向当年的考官调侃起入学考试“考得是不是有点全”，得到的答案让她始终铭记：“演员就是一个所有东西都得会的职业，不然，你的表演没有人相信。”

进入果戈里中心剧院参演话剧后，杨歌发现，最能锻炼演员并检验表演水准的平台，不在拍戏片场，而在剧院。

“不同于电视剧集的分割性拍摄，一场长达三四小时的话剧对于演员的注意力、台词功底和对于戏剧本身的信念感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在杨歌看来，这是一种真真正正的表演体验。“你要把观众从一个情境带到另一个情境，让他们笑，让他们哭，让他们把这个故事看到结尾，同时需要让他们明白些什么。”

众所周知，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话剧的受众面和知名度远远比不上电视剧、电影这样的快消品。杨歌也坦言，剧院的薪资其实非常微薄，但她依旧选择坚持。

除了话剧对于自己艺术素养提升的帮助，杨歌觉得这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师从俄罗斯戏剧界最著名的导演之一基里尔·谢列布列尼科夫，她的艺术想法深受其影响。“老师告诉我，要对自己的职业负责。”

“人的一生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你得问自己，你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追求更高的东西？”包装炒作是一条捷径，但杨歌觉得，有限的精力应该放在有意义的事上，“对于一名演员而言，有意义的事就是留下好的作品。”

这份态度延伸到工作中成了杨歌那份永不妥协的执拗的底气。

“我对于一个演员最好状态的理解是，这份活儿就我能干，你看着办，不干拉倒，有本事找别人去。”杨歌笑称，也许这是北京姑娘与生俱来的大爷范儿，“北京有句老话叫‘上赶子不是买卖’，我从来不主动讨好别人求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只有我能演。我就是大爷，我有能力，你得求我。”

这种坚持与笃定也渗透进了她做导演的过程中。在选角上，她从不考虑人情或是面子，只选择自己心目中适合角色的演员。

“我得对电影负责，我不能砸了自己牌子。这是一名导演对艺术应有的要求。”这句话，杨歌脱口而出，一如当年基里尔导演对她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