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党领导的、挺进在大江南北敌后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新四军来说，掌握吴淞口的敌情，了解日寇的军事战略部署，对于夺取抗战的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

吴淞外马路“101”号——抗日军事情报观察哨

1941年初，新四军6师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王征明，因病秘密来到位于上海华山路的红十字医院三分院治病，他在住院时又染上伤寒，由上海同仁医院护士朱萍(原名朱先骏)介绍，转入同仁医院治病，住院28天。在这期间，王征明接到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的密信。信的内容是，在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需要了解西自南京、东至吴淞口淞沪一线的敌情。

为了搜集在吴淞地区的日寇军事情报，王征明通过朱萍和新四军6师军医张贤的介绍，结识了在吴淞医院工作的朱萍同学徐国璋，了解到徐国璋思想进步．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并对他加以考察。

在朱萍的安排下，王征明与徐国璋会面，试探性地了解在吴淞建立新四军情报组织的可能性。同时向徐国璋讲明新四军要了解的吴淞地区等日军军事情报的重要性，以及在白色恐怖下从事隐蔽战线情报工作的艰险。徐国璋表示乐于接受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王征明报请上级同意后，将徐国璋发展为新四军参谋处侦察科直属吴淞地区军事情报人员，并向徐国璋布置了工作任务，要求搜集日军军舰进出吴淞口岸及日军兵营、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军用机场、军用仓库、军用码头等日军军事情报，并指示用米汤水密写后交给朱萍。后来考虑到安全原因，又改派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张馥辛和徐国璋直接联系，交接情报。平时，徐国璋把收集来的军事情报秘密藏好，保存在药品盒和打针药水盒内。

1941年夏，徐国璋在医院门诊时认识了住在吴淞黄浦江边的失学女青年黄眷澜，当时她只有16岁。徐国璋感觉她聪明好学、有爱国热情，她家的住地又符合情报工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同年12月将黄眷澜发展参加情报工作。

黄眷澜家居住的小楼，位于吴淞外马路101号（今淞浦路)这间小楼，尽管结构简陋，楼面狭窄，但由于面临黄浦江、吴淞口，对于侦察、瞭望日寇舰艇的进出，十分有利。打开窗户，一眼就看清江面上日舰的一举一动；离小楼50多米的地方，还驻有日寇宪兵队。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观察敌情的“哨所”，等于是在日寇的眼皮底下秘密侦察、搜集军事情报。

当时，徐国璋将一架望远镜、一块挂表，交给了黄眷澜，要求她不论白天黑夜都要严密监视江面上日军舰艇的动态，把在江面上来往的舰艇的特定符号、日期、颜色、烟囱大小、吃水吨位等情况及在小楼对面日寇兵营里的人员进出情况，包括兵种、装备、番号、规模大小等，用特定的方法一一记录清楚，交给徐国璋秘密藏好，再转交给张馥辛，由张馥辛转交给新四军扬州情报组的胡绥之，由胡绥之再上报新四军军部。由此形成吴淞(徐国璋)——上海(张馥辛)——扬州(胡绥之)——淮南(宣铎)——新四军军部参谋处(王征明)这样一条隐蔽联络的军事情报网络。

不久，新四军军部派六师侦察科参谋兼东南情报站站长宣铎专程来到吴淞，考察吴淞情报工作的实际情况，同时向徐国璋他们交代工作方法：只能用肉眼看，用暗号记，把动态规律摸出来，不能拍照，不能留下任何证据。宣铎还实地察看了外马路“101”观察哨，要求徐国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坚守这一阵地。对于日寇舰艇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的情况，属于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随时掌握，再晚也必须在当天报出；日寇舰艇的出港情况，也要在第二天前报出。
1943年夏，新四军参谋处正式决定成立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徐国璋任组长。王征明、张馥辛一起来到吴淞，向徐国璋宣布任命和工作任务。
同年l0月，徐国璋又将在吴淞医院做护理工的蒋炳强发展为情报人员，要求蒋炳强与隐蔽在日军驻吴淞炮台兵营里做苦工的中共沙洲县锦丰区委书记张伯春一起，收集吴淞炮台以及大场、江湾等地日寇军用机场、兵营等日军情报。
1944年6月，经上级同意，徐国璋又将从浙江慈溪逃难到上海，打算去苏北根据地参军的18岁爱国女青年陈达(原名杨春娣，学名杨俊)留下，一起参加情报工作。陈达先是留在吴淞，为取得职业掩护和生活来源，由徐国璋托人介绍打入日军东亚航空公司飞机油箱车间做工，并要求她在工厂结交朋友，搜集东亚航空公司军工生产、厂内驻军等情报。陈达进公司，系顶替“张和卿”的名额，因此她在做工期间，改名为“张和卿”。3个月后该公司被“盟军”飞机炸毁，她又进入日商纱厂做计量工。不久，为加强观察敌舰情况，徐国璋决定让陈达辞职，改加入外马路101号观察站，配合黄眷澜的工作。
有一次，陈达正在外马路101号观察兵舰记录时，听到楼下有军犬的吠叫声，她迅速收起记录纸，刚藏到防空灯罩内，一个日本宪兵已上了楼。她佯装补衣服，日本宪兵东张西望，看到桌子上有一本《日语会话》，便嘻皮笑脸地说：“要和小姐用日语会话”。接着在楼上把东西胡乱翻了一通，没有发现什么，就不好意思地说：“你有先生吗?”这时陈达才了解日本宪兵的真实来意。她灵机一动，就说：“有的，我先生马上就要回来了，你快走!”
又有一天夜里，黄眷澜和陈达正在窗口嘹望吴淞口黄浦江江面上的动静，突然，一群日寇闯进房里，用手电筒到处乱照，没有发现什么才离去。后来从日寇的话语中得知，他们是来搜查逃兵的。黄眷澜和陈达每天就像上战场一样，过着紧张、惊险的战斗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她们一直坚持了两年多。
1943年初，徐国璋和张馥辛、胡绥之奉令至淮南盱眙县小李庄新四军军部述职。经过考察，他们三人由新四军侦察科科长王征明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3个月。
同上海后．为了弄清大场机场及周边日军兵营的实际布局情况，徐国璋化装成一个乡下种地的农民，外出搜集情报。那天正好是大场镇“庙会”的日子，徐的母亲挑了两只“元宝篮”去大场卖菜，卖掉菜后，去看庙会，突然有个人在她背后一拍，一看是个种地农民，不认识，对方却朝她神秘一笑，这时母亲才看清那人原来是自己的儿子。他们两人马上离开热闹非凡的“庙会”。徐国璋把藏在身上的机密纸条藏到母亲带的元宝篮子的底下，接着又在元宝篮里装满了刚买来的东西就回家了。
1945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到了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日军在各地的侵略节节败退。根据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有效配合盟军登陆作战的需要，上级要求吴淞情报组尽快绘制一份吴淞江湾大场一带军用机场、日本兵营、码头、高炮阵地等日军军事设施图。
徐国璋接到上级指示后，马上以医生的身份找到了日军军官野田，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到军营里为皇军看病治伤。当时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伤员激增，日军医务人员紧缺，急需医疗人手的帮助，野田当即同意。过后没几天，野田派士兵给徐国璋送来一套日军军服及一张通行证，他穿上“日军军服”，带上“通行证”经常出入日本兵营等地，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在这期间，由于操劳过度，徐国璋的身体每况愈下，因为肺结核经常大量吐血，但他不顾个人健康，依旧坚持情报工作，把一些重要机密材料用一只小缸密封后，深埋地下待送往新四军军部。同时郑重地向同志们传达了上级领导指示精神，安排同志们分头行动，并亲自和蒋炳强分别骑上装有“路码表”的自行车，沿着江湾、大场、月浦、杨行、炮台等地进行实地侦察、拍照，目的是为了测定各个目标的准确方位，并把各自的距离、面积和内部设施及时记录下来，回来后逐一汇总，迅速、及时地掌握这一地区日寇的军事情况。
这时，日本宪兵队的陈翻译接受上级的任务，要求吴淞小学校长顾宗英绘制一份“吴淞地区管辖图”，图上要标明街道、地名、兵营、工厂、宪兵队防区等内容。原苏中三分区如西县（今江苏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关松（原名孙裕昌，宝山月浦新镇人），经宝山杨行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逸介绍，正好在吴淞小学担任美术老师，这差事就落到了关松身上。于是，这军事机密便为吴淞情报组所掌握。
在侦察过程中，情报组的同志还意外发现了一座经过精心伪装的日军主要炸药仓库，徐国璋立即将该炸药库也绘制了一张详细图，一起交给张馥辛，并由张馥辛及时送到新四军军部。王征明在1945年2月2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请盟军轰炸”这一内容。由于上报的军事情报及时、正确，美军B一29型飞机飞到吴淞投弹击中各个日寇军事目标。同年3月，淞沪地区专员顾复生，向张馥辛传达了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对吴淞情报组的口头表扬。
“一德大药房”——吴淞情报组联络点

徐国璋工作的吴淞医院是由汉奸翻译王桂泉开办的，医院一旦停业，情报组就会失去合法的社会掩护。当时，他在征得组织同意后，决定在吴淞建立一个可靠的立足点，来完成新四军情报侦察任务。

1943年下半年，徐国璋在吴淞医院的外面开了家“一德诊所”，后改为“一德大药房”。“一德大药房”的地址先设在吴淞镇淞兴路101号（解放后为海燕照相馆），后又搬至中新路127号(现北兴路76号)。

为了不使汉奸翻译王桂泉反感，徐国璋又拉了王桂泉的小舅子金国楚入股，作为“一德大药房”的股东之一，每人出资一两黄金，还与王桂泉签订了三年租用合同。“一德大药房”系两层小楼，楼下以经营一些常用药品作为掩护，楼上作为诊所，实际上就是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的日常联络点，来开展情报联络、交接工作。

后来，王桂泉看到日寇的失败趋势，就将吴淞医院变卖，同时要求“一德大药房”搬走，徐国璋以三年合同未到予以拒绝。他还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利用出诊的时机，带上从旧货市场上购买来的照相机，对各种军事目标进行侦察拍照。

在侦察过程中，徐国璋能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去应对各种复杂突发事件，同时还从来门诊看病的劳工、酒吧侍女中了解各种情况。有时，他还对日本兵和下级军官从兵营里偷出来的药品，按原价的10％予以收购。他表面上和这些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很“热络”，很谈得来，这样可以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一些日军内部的情况，同时也掩护了抗日情报组的活动，还部分解决了情报组的活动经费，完成了为新四军组织药品的任务。

1943年夏天，徐国璋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尽快为新四军采购急需医药物资。接到指示后，他立即布置并联络爱国青年，分头到上海和江浙一带采购药品。为了缩小目标，每个青年采购的地点和药品均不相同。他还通过王桂泉的介绍，与日军做生意．从中得利，补贴开展情报工作的经费不足。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一德大药房”楼上堆了很多医药物资。在准备把这批药物运往抗日根据地的前一天，日本军官野田，突然带了三个日本宪兵闯入“一德大药房”搜查，徐国璋一边用日语与野田周旋，一边说，这些药品是日军订的货，并马上派人把汉奸翻译王桂泉找来作证。

王桂泉及时赶到“一德大药房”，告诉日本宪兵，这是他出面给日军订的货。一场风波得到了平息。之后，徐国璋拿了一笔钱给王桂泉，说是生意上获得的利润，并表示只要生意能继续做下去，这样的钱还有的拿。王桂泉拿了钱很高兴，徐国璋乘机请他弄了几张盖有日军后勤部印章的封条，他一口答应，过后没几天就把封条送来了。在这些封条的掩护下，这些新四军急需的药品，顺利通过吴淞口安全送到了抗日根据地。

日军军官野田是个“色鬼”，经常出入一些“野鸡堂”，染上了花柳病。他不敢声张，偷偷来找徐国璋给他治病。徐国璋想尽办法，治愈了野田的花柳病。野田很高兴，把徐国璋看作是自己的“知己”。有了这个靠山，情报组的活动也就方便多了。

一次，徐国璋带着照相机在侦察拍照，突然窜出来几个日本鬼子，问是干什么的，徐国璋马上用日语回答说：“我是吴淞一德诊所的医生，今天天气很好，出来走走。”一边说，一边把他早已拍好的蹲在地上如厕的照片给几个日本兵看，他们看后哈哈大笑。徐国璋接着说：“你们的长官野田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听后很有礼貌地离开了。

在十分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徐国璋经常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很差，再加上肺结核复发，病情日渐严重，经常吐血。当时，杨行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逸也患肺结核，徐国璋想方设法搞来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自己舍不得吃，硬是塞给杨逸吃，希望她早日康复，投入战斗，而他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根据上级指示，考虑迎接解放的斗争将更加复杂，更加艰巨，上级组织决定黄眷澜、陈达去解放区学习，蒋炳强留守“一德大药房”。当时徐国璋十分向往革命根据地，心想能与她们一同去革命根据地，但组织上考虑到他肺结核已相当严重，三天两头大量咯血，连走路也很困难，所以组织上还是劝他暂时留在家里养病，待病情好转再去革命根据地。

1945年10月，当黄眷澜、陈达离开吴淞的那天，徐国璋恋恋不舍地和战友们话别，并相约在革命胜利后再相见，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竟成了永别。同年12月31日，由于长期积劳成疾，抱病工作，徐国璋溘然长逝，年仅24岁。噩耗传到新四军军部，首长和战友们无不悲伤哀掉。

1949年5月初，我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留在“一德大药房”的蒋炳强利用伪吴淞卫生所所长曹健白的关系，组织救护队，迎接吴淞的解放……

作者：朱晓明（本文原载于2015年6月14日《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