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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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大家从浦东的“起名之争”说起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曾遇到一个起名的问题,黄浦江东面那块土地应该叫什么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有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浦东,还叫经济特区吗?
“后来我们想清楚了,浦东不搞‘特区’,搞‘新区’。”曾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历次重大规划、改革项目的王战这样解释,“新区和经济特区不同,经济特区有强大的资源吸入功能,像核聚变,而浦东是核裂变,要释放能量。”叫“新区”不叫“特区”,是基于对当时国情、市情实事求是的判断做出的决策。名称不一样,浦东也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不搞“特区”,意味着浦东开发开放不倚重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而是依靠自主改革、自费改革的“双自改革”。“浦东采取了新思路、新理念和新发展方式,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前提下,把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从无偿划拨变成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使得三十年前的一片农地变成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一片城区。”王战说。
“双向开放,双自改革,双层创新,就是浦东的特色。”30年一路走来,浦东从“新区”到“不是特区的特区”,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到迎来自贸新片区,一个个称呼背后,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每一步试验,都在浦东这座“实验室”里落地、开花,辐射全国。
“浦东的开发建设最早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场关于‘上海何处去’的讨论中提出来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南方地区迅速崛起,炽烈的南风猛烈吹动着黄浦江水,上海人的失落感比任何时候都强。人们苦苦思索:上海应向何处去?
当时的上海正面临着人口拥挤、交通困难、工业集中、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而浦东是缓解和疏散老市区人口和工业的理想之地。“开发浦东就是为了解决上海城市改造的困难,带动上海未来的发展。”1987年,王战参加了上海市政府成立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从战略、政策、法律、资金等方面研究开发浦东的可行性。
彼时的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内外环境。国际上一度对中国经济实行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浦东开发成为扭转局势的重要支点。“从根本上说,开发浦东不是为了浦东本身,而是带动长江流域,解决东中西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一种大局观。”1990年4月18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出了上海浦东这张王牌,浦东的命运彻底改变。
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疫情,世界经济面临新的危机。此时,国家再次高举浦东开放旗帜,作为稳定经济压舱石的浦东,再次肩负重任。“在最新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首次晋升至全球第三位,这对浦东自身发展来说是新机遇。在新一轮的‘化危为机’中,浦东要继续发挥领军引航作用,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推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
“当年浦东开发最狭义目的,首先是带动浦西发展,解决上海城市改造困境,创造新增量,让浦西能‘喘口气’。”王战回忆,当年浦西旧城改造压力非常大,“每个五年都有500万平方米以上动拆迁任务,2000万平方米以上二级以下旧里需要改造。旧城改造中居民住在什么地方,腾挪空间需要浦东来开发。”
其次,浦东开发从功能上恢复了上海历史上远东最大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过去,外贸公司、央行分行等金融机构都在外滩。浦东开发后,这个局面改了过来,新设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分设机构、生产要素市场都集聚在浦东。”外资银行进入后,又进一步提出把跨国公司总部也引入浦东。“总部经济的概念,最早就是从上海浦东破题的。”
王战指出,上海东西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西强东弱;90年代,以东带西;如今是东西联动。”上世纪80年代前,浦西中心城区不到200平方公里容纳了近千万人口。一江之隔的浦东,1990年前仅在沿江形成了厂区、商业及生活区拥挤在一块的城市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