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征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户”们

“宝兴地块居民签约问题清册”中的100多户“问题户”，各家都有各家的实际情况。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对征收补偿政策（包括征收均价、面积计算方法）不满意。看过了太多“改变命运靠动迁”的例子，不少居民的心理预估价与实际评估价落差巨大，因此产生了有强烈的不满情绪。

对征收所和居委会来说，解决这些“问题户”的过程，都是一场又一场的“攻坚战”，也是整个旧改过程中最为艰难、状况迭出的环节。它不仅考验征收所经办人的话术、技巧、专业素质，同时也是对居委工作人员工作经验、心理素质、服务态度等的大考验。 

● 23.1  “我们原本是要死在宝兴里的” 

12月23日下午，从征收所经办人处得知自己块内的于向新家依然坚决拒绝签字之后，李琳决定上门去探望下。因为与李琳熟悉，于向新一早就告诉过她：“小李，我们关系老好的，我不想为难你，你嘛也不要来逼我，免得伤感情。”

所以一进门，李琳就跟两老打招呼：“于老你不要赶我，我知道你不要跟我谈。我也不是来劝你签字的，是来跟你们聊聊，免得你们两个老的心里面不痛快，再生个病什么的，就不划算了。”

于向新夫妻两人分别是77岁和75岁，住在宝兴里底楼一间据他们自己说有30多平米的房子里。房间里有一间前几年装好的整体淋浴房、带马桶，做饭则需要用门口的煤气灶。

于家是非常典型的老年人家庭：墙上有年代古老的招贴画，同样年代古老的箱子摞在大立柜上直达天花板，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不同年代的照片。房间里林林总总的东西非常多，但收拾得还算干净。这间房屋估算下来，可以拿到五百多万征收款。

这时于老夫妇刚刚从医院配药回家，面对居委工作人员的上门，他们显然是不太欢迎的，但出于礼貌，还是请李琳进了门。两人自称患有有高血压和其他老人病，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宝兴里就医环境好，方便，非常不愿意离开。

于向新向李琳抱怨：“我看到你，觉得压力老大的。我们刚刚从医院回来，还要等确诊结果。”

李琳：“所以我说你要放宽心，到了这个年纪，身体健康最重要。”

于向新：“我们是不想离开黄浦区的，老年人活命，就得靠医院。搬走对我们没好处的。我们现在住这里，洗浴也有，厨房也有，就两个老人，足够了。你给我这几百万打包价，我到什么地方再去买这样的房子？再有这样方便？”

听到于老提起价格，李琳表示，价格是征收所电脑里根据各家房卡面积计算的，都是有公式的，人工是没办法更改的。“我就担心你，到时候人家都签了，你还没签，最后你还损失了利息。”

于向新：“这就是你们做事的态度吗？强迫我们老年人搬出自己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不管我们死活？”

李琳：“你有什么具体困难，都可以讲出来。我们居委会能帮你解决的，一定会帮你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还有外滩街道，还有区政府呢。不是说让你签了字，就什么都不管了，随便你住到大街上去。你先不要自己把自己愁坏了，这也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事情。政府最终的目的，还是帮你们改善居住条件。”

于向新：“我们两个老的，能搬到什么地方去？找房子、买房子，我们哪里有这个精力的？事情多得来，想想就头大。我死在路上怎么办？我们都是已经到（死亡）门口的人，老年人不太好随便搬来搬去的。”

李琳：“于老，不要触自家霉头。我的意思是，你就算下决心不签字，你也得想想看过了年自己住到哪里去。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旧改是大势所趋，85%的生效比例一过，你就算不签字，最终也还是得搬走的。”

于向新：“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你记着一点，自己相信自己都满困难的，很多形势都会逼迫着你。我们就等着，等到最后。”

李琳说，于氏夫妇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家，只不过他们多年来住在宝兴里，从未自己买过房子，一想到将来要租房、买房，还要跟中介打交道，内心就充满了恐惧和抗拒。“这个年纪的老人确实是不愿意折腾的，这个可以理解。从居委会来说，我们不可能解决他们对征收补偿的要求，但可以跟他们谈谈感情，让他们不要觉得两眼一抹黑，日子没法过下去。接下去，居委会和街道对确实有实际困难的人家，也是会继续跟进的。”

在周围一片签约潮下，“形势”显然出乎于向新原本的预料。最终，于家赶在2020年1月5日之前预签约结束之前签了字。

不过，当天于向新对李琳说的“等待确诊结果”并非虚言。后来的检查结果显示他患上白血病。按照“黄浦区金陵地块特殊对象认定和补贴办法”，他可以获得一笔一次性大病补贴。希望在新的居住环境中，老人家可以安心养病。

● 23.2 “就算过了85%，我也要看看有没有作假” 

2019年12月25日晚，上海大雨。两位征收所经办人来找李琳，前往她块内的钟向家庭拜访。听说这是一个“很难讲话”的老人，热心的唐晓亮表示愿意跟着去帮忙说说话：“我也去听听，也向你们学习学习。”

钟向67岁，妻子病逝，女儿在澳大利亚。他独居在一间11平米的房子里，房间里靠墙摆放着一张双人床，床边的墙上是钟向妻子的黑白照片；一张写字台，一个立柜，没有卫生间，家里收拾得非常整洁。厨房就在门口的过道上，几户人家合用。

钟向坐在床边，两个经办人坐在仅有的两张椅子上，李琳坐在矮小的方凳上，唐晓亮只能倚着门框站着。这个原本就很狭窄的房间，一下子被挤得满满当当。

钟向本人看上去非常温和。他之前就对经办人表示过，自己对征收均价不认可，但“如果你们过了85%，那我就去签字”。

钟向：“你这个均价，跟我的测算差太远了，我表示不满意。假如能原拆原还，我马上就跟你签约。现在你给我这么点钞票，我搬到哪里去，我连方向都没有。”

经办人：“均价是均价，总价是总价，你这房子总共11个平方，总价300多万呢。你觉得这还不够啊？”

钟向：“这个当中我的损失呢？你叫我搬了，我能立刻就买好房子吗？我还是得借房子，我的这些家具全部没法用，这点东西全部没了。你给我的钞票里面，要买房子，要租房子，还得重新买家具。这点钞票，我去哪里买？我买到安徽农村去吗？将心比心，你们也是老百姓，只不过大家立场不同。动迁到你身上，你怎么想，你境界怎么样？”

李琳：“是的，你一直是很配合我们工作的，我们居委会都知道。”

钟向：“我原则上就是不想动迁。我住在这里蛮好，我老婆不在了，我身体又不好，家里就我一个，我就花钱弄个卫生间，洗澡、马桶问题解决，很简单的。我在这里也不找事，你们居委工作人员可以作证，居委会什么事我从来没跳出来反对过，我算很配合的了。”

经办人：“我们也理解，两千多户居民不会完全都是同意的声音，老先生你算是很配合的。”

钟向：“我是大海里一滴水，我要随波逐流。我认为这个均价低，我接受不了，而且我不愿意动迁。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我不知道。但这是国家行为，所以我也再次表个态，你只要过了85%，那说明我的想法错误了，我觉悟低了，那我马上签字。如果85%达不到，说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大家都跟我一样想法。85%达不到，那么你们就要反思了，至少这一块群众是不满意的。你到底是为了民生工作，还是你为了自己的面子工程。”

李琳：“两位经办人的意思是，如果我们27号当天过了85%，您是不是就可以过来签字？”

钟向：“为啥一定要27号当天，不是有一周时间吗？后面几天应该都可以吧。”

李琳：“对您来说，这一周内哪天签字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两位经办人来说，他们有数据上的考量。再说利息也是从您签字当天开始算的，一天也有五百多块钱呢。”

钟向：“一句话，你们都是为了利益。你们是为了你的利益。85%到了，项目成立，我签不签，又有什么关系？”

唐晓亮：“一个是锦上添花，一个是雪中送炭，那怎么会一样呢？他们是为了老百姓谋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两点是不冲突的。”

钟向：“到了85%，我也要了解下是真的吗，是不是做出来的数字。”

经办人：“你这个就说远了，都不相信政府了。”

李琳：“我们哪户人家签约，哪户没签，征收所大厅里的触屏系统都是看得到的，你可以去查。如果你不信，你去问问那些系统里显示签约的人，问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签了，这里的居民总归不会骗你吧。”

在两位经办人、两位居委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最终，钟向让了一步，答应只要签约超过85%，他可以随时签约。

钟向：“我其实老反感你们要求我几点钟一定去的。但是你们话讲到现在，我也会去了解的，了解好了之后，我就去签字的。我这个人蛮简单的，我说过的话就能做到，我蛮爽气的。”

钟向也确实说到做到，在12月27日预签约首日就签了字。

● 23.3 “我家阁楼怎么被打了这么大的折扣” 

除了总体上不认可征收价格，还有不少“问题户”的问题，是因为对房价估算中面积的“算法”持有异议，认为这种算法对自家不公平。

许先铭块内的冯兆家庭，提出了两点异议：因为冯家是独栋，底层灶间7平米虽然归一家人独用，但因没有写在房卡上，不能计入居住面积；二层阁楼总共17.4平米，只能按照三分之二面积认定居住面积，很不划算。

按照《黄浦区金陵东路地块居住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的规定，“2001年11月1日前租用公房凭证中已有记载、用于居住并已计算收取租金的阁楼，高度在1.2米至1.7米（含1.7米）的部分，按照实际居住面积的1/2及上款规定的换算系数计算建筑面积；1.7米以上的部分，按照实际居住面积及上款规定的换算系数计算建筑面积。”

冯家的阁楼是斜顶，一面墙高2.065米，另一面墙高1.5米。虽然1.5-1.7米这部分斜顶对应的地面面积非常小，但就因为这一点出入，不能全部认定为居住面积。按照补偿政策，本来只能按照二分之一计算居住面积，但因为冯家的情况确实特殊，征收所开会讨论之后，决定按照阁楼的三分之二计算居住面积。

冯兆认为，这两项的算法，都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冯兆一再向许先铭和征收所表示：“我们就两点、八个字要求：认真调查，实事求是。”

按照许先铭的说法，他也不是一味纠缠、不讲道理的人。“这些都是老房子的实际问题。比如冯兆家这个灶间，以前就是公共厨房，不能算进任何一家面积的。但冯兆家是独栋，这个灶间一直是他一家人用的，他可以改成客厅、改成卧室使用，等于是派实际居住用的。现在一下子不能算面积，他就觉得接受不了。还有这个阁楼，我们觉得这个算法确实对他不划算，但政策就是照顾绝大部分人的利益，我也帮他们找过征收所，都没用。”

自家也是被征收家庭，许先铭非常理解冯兆的焦灼和失落。他先后四次与冯兆去征收所，从经办人一路问到经理这一级，有没有对这种特殊情况的特殊政策，但都未获得令冯家满意的答复。  

2019年12月23日，冯兆和妻子又来到居委会。“我们没有过分要求，先弄清楚基本权益。”六十多岁的冯太太面容憔悴，说话时声音都在发抖。她告诉许先铭：“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跳楼的心都有了。”

12月25日上午9点，许先铭在征收办再次遇到冯兆。这次冯兆问他：抑郁症二级算不算大病？许先铭表示回去问经办人，还特别交代：“还是让你老婆在家里呆着吧，别出来。如果急出点什么毛病来，那真是得不偿失。”

李琳块内的于健家庭，也因类似情况而僵持不下。于健家庭认为自家的私搭阁楼是用于居住的，也应该乘以1.54的换算系数计算建筑面积。李琳在电话里为他算这笔账：“首先，如果是私搭，还要看阁楼高度，在高1.2米-1.7米之间的情况下，补偿价格是面积乘以均价的一半，而且你也拿不到无违章搭建的奖励费。如果你阁楼得到的补偿金额超过无违章搭建的奖励费，那算价格的时候要先扣掉奖励费。如果阁楼的补偿本身都没有奖励费高，那我还是建议你拿这笔无违章的奖励费。这笔账你要算算好。”

李琳说，征收所打政策牌，而居委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就是“感情牌”。“每个政策制定出来，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你一时间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我就跟你说，这个不是经办人算计你，钱也不是他的钱，都是国家的。我也不是帮他们说话，我们都是按照政策、按照文件来干活，我们手里都没有权力帮你算进面积。改天你如果过来，我可以让他们的经理出来给你解释一下，但我想结果会是一样的。”

在征收过程中，确实有不少家庭的阁楼都因无法被计入居住面积而获得补偿，有的只是比1.2米的标准差那么一两厘米。比如李琳块内的汪某某家公搭阁楼高1.18米，薛某某家的公搭阁楼则高1.19米。

徐丽华说，居委会的工作，往往就在这一两厘米的出入之间：“只要居民有复核的要求，我们居委工作人员都会跟征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测量，但量下来确实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从居民的利益来说，确实非常可惜。但政策放在这里，如果你1.19米算入补偿面积了，1.18米算不算？1.18米算了，1.17米的人家再跳起来怎么办？最后还是要一刀切。我们也跟居民讲，这跟入学年龄卡在8月31日是一个道理，晚一天，就只能算入下一个学年。” 

● 23.4 “到底有统一标准吗？我家阁楼到底算什么面积？” 

阁楼、灶间、阳台，这些因年代久远而被居民们不断私自搭建或挪为他用的区域，往往会成为旧改征收时最有争议的地方。除了计算标准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浮出水面。

李琳块内的董颖家庭，承租人董颖已经去世。房子里有董颖的儿子董武（兄）、董维（弟）两家人的户口，董维是实际居住人。董武是退休公职人员，家庭条件很不错。旧改之初，董维就向征收所和居委会表示自己家里“一个人说话”，他一切都是听哥哥的。“因为他哥哥相对来说有点文化，跟人打交道也更有经验，他觉得可以想点办法，多拿点钱。”李琳是这么推测的。

在征收所上门测量阶段，董维家迟迟不肯让征收所上门。征收所和居委会都推测他家想再搭建阁楼，或者疏通关系、在测量的时候“搞点花头”。后来征收所天天盯着他家，李琳也明确告诉董维：“你现在搭什么都没用，旧改消息出来之后搭的都不会被承认的，你等于给自己找麻烦。”董维这才允许征收所完成测量工作。

测量完成之后，董维拒绝与征收所联系，让征收所直接找他哥哥谈，他的说法是“不要引起我们家内部矛盾”。一方面是董维拒绝收取“告居民书”等征收材料，另一方面董武一直拒接征收所的电话，无奈之下，李琳只能找了一天晚上，陪同两位经办人到董维家送材料。

李琳与块内居民很熟，平日见面也一直打招呼，这点再次派上了用场。看在李琳面上，董维打开门让经办人进屋，也收下了征收材料。但他明确表示自家房子的面积估算是有问题的，他是不认可的。

在董维的房证上，分别注明居住房屋和公搭阁楼两部分的面积。前些年董维家申请经济适用房时，公搭阁楼被算入实际居住面积，这样董家的总居住面积就超过了可申请范围，没能申请到。但在征收评估时，公搭阁楼却无法与房屋面积一样乘以1.54的系数换算成建筑面积。按照董维的说法，“难道国家想怎么算就怎么算，到头来都是我们老百姓吃亏吗？这不公平！”

李琳劝董维，材料可以先收下来，有异议可以继续谈，两者并不冲突。于是，董维勉为其难地收下了材料。没想到隔了一天，董武就带着弟弟到居委会找到李琳，让她去征收所“做个见证”，退回征收所的所有材料。在征收所门口，董武跟经办人推来推去，材料都被甩到了地上。董武一只手全程拿着手机在拍视频，证明自己没有接收材料。

李琳劝董武，这是政府征收项目，他作为退休公职人员，应该懂得其中的利害关系。“我跟他说不要搞事。他拍着胸脯说，我不是为我自己搞，我是为了我弟弟，他们家条件不好。我一分钱都不要，到时候钱全部归我弟弟。当时很多人都听见他说这些话的。”

随后董维一直躲着李琳，拒绝沟通。12月27日当天，董家也没有签字。直到10天预签约期满，眼看大势不可逆，董家才签了约。

没想到签约之后，董维又来居委会找到李琳，说之前口口声声一分钱都不会要的哥哥，这下开口要分钱了。不过董维告诉李琳：“我的心态很好，我也会给他钱，但前提是分给我的钱得让我买得起房子，我不能以后没地方住。”

期间董维多次到居委找李琳谈心，发牢骚，请李琳作证哥哥曾承诺过“不要征收款，全给弟弟”。董家兄弟的具体协商过程没有让居委会参与，但董维在谈妥之后打电话告诉李琳：自己拿到了三百多万的补偿款，哥哥分走了比一半略少点的金额。对这个方案，两家都比较接受。

李琳说，自己在跟董维接触的过程中，从始至终都表现出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这也使得董维兄弟哪怕跟经办人翻了脸、但对李琳始终客客气气的。“坦白说，换了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会觉得挺窝火的。但申请经济适用房，跟旧改征收，是两个不同的评估体系，这个我们居委会没办法，经办人也没办法改变。我也跟董维说，别在这个事情上纠结了，拿了钱，买好房子，就去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新买的房子，总归比宝兴里大，总归居住条件更好。” 

● 23.5 “台胞家属能获得特别优待吗” 

2019年12月24日下午5点，外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许金武来到宝兴居委，带来一个消息：宝兴里有一位居民杨申（72岁，独门独户，房子面积13平米多一点）以台胞家属身份前往市台办求助，其夫为台胞，她本人持有往来通行证，这种特殊身份能否得到额外照顾。

徐丽华当即给杨申打了电话，告知她自己会在第二天跟征收所开会的时候询问相关的征收政策，“之前我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没想到当晚9点，正当居委工作人员准备下班的时候，杨申来到宝兴居委，将自家的情况又说了一遍。徐丽华和陈冬一起接待了她。

徐丽华：“许书记已经给我们说过你的诉求了，你是台胞家属、高龄，夫妻两人在台湾没有房子，你们是二婚，你们两人没有孩子，你问能否适当地照顾一下，对吧？”

杨申：“我先生也是上海人，我到现在也是拿大陆身份证的，但是有长期通行证。现在要旧改了，我糖尿病，血脂高，腿脚不方便。我打电话给我先生，说只能拿到三百多万，怎么买房子？我先生去台湾海协会问过，他们告诉他，可以去咨询下台胞家属有没有适当照顾。我去市台办问过了，他们拿了我的资料，还打电话给了外滩街道，许书记说一定会给我满意的答复的。我不晓得你们这么快。我们现在对台政策是相当好，我们是相信和支持两岸统一的。我回去要好好宣传，大陆办事情很快。”

徐丽华：“针对你提出的要求，我肯定会给你答复。补贴政策是有的，符合政策的所有居民都是有补助的，但里面没有关于台属的特殊政策，晚点你可以仔细看下。还有一点，你说你是高龄老人，我们这边的高龄补助是截至到80岁。你是72岁，比较起来还算年轻呢，也不符合这一条。”

杨申：“我不怕跟你说，我是跟人家咨询过的，像我这种情况，是可以获得照顾的。”

徐丽华：“那你也要问清楚，到底是根据哪条政策的照顾。不是人家随便说一句你就相信了的。你可以看看相关的文件。”

陈冬：“那你是想问特别针对台胞家属的优惠政策吗？”

杨申：“对的。”

陈冬：“我们明天开会的时候，可以问征收所的经办人，因为这不是一个面向很广的情况。”

杨申：“我知道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征收所可能没遇到过。你要告诉征收所的人，现在台办的人也知道这个事情了，我所有的材料他们都复印了。”

12月26日上午8点不到，杨申就来到宝兴居委询问情况。

徐丽华明确告知：“昨天我们特地问了领导，现在像港澳台地区，法律条文上都没提到特殊的补贴。如果家里装修情况好，可以提出来让征收所去看看，是不是可以给予补偿。”

在杨申要求下，徐丽华陪同其前往街道对面的征收所，找相关经理了解情况。杨申再次提到：“我问过台办的人了，他们说对台属有优惠政策的。”

征收所经理明确表示：“我们这里的征收政策，台办的人不一定了解。如果是台办的人告诉你有政策，你让他们把政策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纠缠了半个多小时，无果。杨申慢慢下楼，愤愤离开。徐丽华想要搀扶她，被一把甩开。

同样的政策，从宝兴居委工作人员到外滩街道的书记、主任，从征收所经理到具体经办人，每个人都跟杨申解释过一遍政策，让她打消这个念头。后来，杨申有亲属在香港去世，她急于赶赴香港，也看到了自己诉求无望，就在预签约首日签了字。

● 23.6 从解决分配矛盾入手解决“问题户” 

因为旧改，宝兴居委工作人员们见到了太多亲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虽然与征收补偿金额本身关系不大，但矛盾一日无法解决，居民就一日不肯签约。为此，外滩街道组织征收所工作人员、居委工作人员，以及人大代表、律师等公信人士成立调解委员会，帮居民将困难解决在签约之前，彻底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

李琳块内的蓝芷家庭，房子可得征收补偿380万元。承租人蓝芷已经去世，老人有三女一子，子女都另有房产。正常来说，旧改对他们是一件好事。但儿子吴亚认为，自己是吴家唯一的男孩，当初母亲说过要将这间房子留给他的，因此他要求作为房屋的征收确权人，并且要分走300万补偿款，剩下的由三姐妹分配。

吴菁则称，自己从小在宝兴里生活，房子是母亲留下来的；自己在弟弟出国后，承担了绝大部分赡养母亲的责任，母亲生病住院时都是自己在照顾；母亲的户口本、房产证也放在自己这里。而且她指出：母亲根本没说过要将房子给留弟弟一个人。

因为四姐弟无法达成共识，一直迟迟未能签约。2020年3月20日，根据四姐弟的要求，由宝兴居委工作人员徐丽华、李琳、户籍警曹咏群组成调解小组进行调解，最终决定了确权人。

调解员李琳：“今天大家来到这里都是希望能解决此事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多为对方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双方友好协商，妥善地解决此事。房子现在被征收是件好事，你们要抓住这次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现在的政策都是公开、公平、公正的，无论你们谁做房屋征收确权人，征收政策都是一样的、不变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你们谁做确权人，征收款都是在你们母亲名下，不是在确权人名下的。那另外两位姐姐什么意思呢？”

吴萱：“我是建议给弟弟做房屋确权人的，他毕竟是儿子嘛！”

吴卉：“我也是同意给弟弟做房屋确权人的，我们这几个姐姐都是很宝贝这个弟弟的。我今天可以作个决定，我可以少拿一点，给吴菁多分一点吧，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大家姐弟感情都拆散了。”

吴菁：“你们都有房子，风凉话谁都会说，我儿子30几岁了没结婚，就是因为没有房子。吴亚开了两个公司，条件最好了，还要独占征收款。”

吴亚：“当初要不是我同意让你们把户口都迁进来，你们也拿不到一分钱的，都是我当初太善良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

李琳：“大家都先冷静一下，先要把确权人定下来，才可以谈怎么分配征收款。现在4个兄弟姐妹，3个同意让弟弟做确权人，吴菁你看，你是不是可以同意呢？”

吴菁：“既然这样，也只能让他做了。但征收款不可能他拿大头的。”

李琳：“在座各位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同父同母的亲兄妹，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认为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儿子的，这个想法太老套了。你们家的征收款我看了一下，总共也就400万左右，现在看来，吴菁家的住房条件的确差了些，平时照顾母亲也很尽孝。吴亚你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稍微让点出来呢？不至于大家把这个事情闹到法院去判决，这样大家都不划算，征收款是要被冻结的，律师费、银行利息和官司的相关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吴亚：“这些问题呢我这些天也想了很多，我现在能做出最大的让步就是我拿200万，其余我不管她们怎么分。不然大家就法院见。”

吴萱、吴卉：“我们也同意我们少分一点，给吴菁多分一点。她拿80万，我们一人50万。”

吴菁：“我知道最后让步的还是我，她们都商量好了，我还怎么办呢！念在亲情，也只有我妥协了。”

在调解委员会的努力之下，这例“问题户”的家庭内部矛盾终于获得顺利解决。李琳说这就是调解委员会的好处：“我们都不是利益当事人，跟四位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可以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问题，也更有说服力。”

同样是李琳块内的李英家庭，承租的李老太已经90多岁了，她授权儿子负责签字。这间房子里人口很多，儿子希望通过旧改多分到一点钱。他认为征收补偿价格太低，拒绝签字。李琳一次一次跟李英的儿子沟通，对方后来直接说李琳：“你就是为征收事务所说话的。”李琳在电话中直接说：“我不是为征收所工作的，我是为国家和政府工作的。”

因为李英的儿子不愿意来征收所或者居委会，李琳只得再次致电他，说自己可以上门跟他谈。李英的儿子就住在李琳家附近，这次面谈，促成了李家成为最早签约的一批居民。

后来，李英的儿子还因自己多次在电话中对李琳出言不逊，特别到居委会来向李琳道歉。

其实更令居委工作人员头疼的是，居民之间也会互相影响。2019年12月24日晚8点，居委工作人员张雷军从经办人处得知，她手上有四家本来已经说好的人家，两两之间是亲戚，因为内部纠纷，齐刷刷地反悔，拒绝签约。张雷军在办公室跟同事倒苦水：“心里拔凉拔凉的，感觉就像是一场飞来横祸……”

● 23.7 “凭着良心，为弱势群体多想多做一点” 

旧改当然是件好事，但这很可能打破很多家庭内部的平衡关系。居委工作人员们尤其担心的是，那些本来就处于弱势的群体，无法从长远角度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也会从公平、善意的角度出发，做一些提醒工作。

李琳块内的赵小雨家庭，承租人赵小雨已经86岁了（1934年出生），患有癌症，身体和精神都不太好。她的房子里有赵小雨本人、赵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户口。赵的儿子儿媳就租住在宝兴里，儿子前几年查出喉癌，但一直耽误着不肯就医，现在已经无法发声。他的日常生活就是搓搓小麻将，也不管打牌的房间内烟雾缭绕，对身体有害。

 赵小雨家的房子只有10多平米，是以前的公共灶间，房间朝北，可以获得300多万元的征收款。在他们看来，这点钱不够重新买房子给自己和儿子儿媳住，于是也犹豫着不愿意签约。

12月23日从中午到下午，李琳去了赵小雨家三次，一直没人开门。邻居告诉李琳，老太太应该在睡觉。

直到傍晚，李琳才敲开赵阿婆家的门。赵阿婆告诉她，自己每天下午睡到五点钟，然后晚上11点才开始睡觉。

赵小雨：“屋里厢太小了，你不要进门，在院子里讲讲好来。”

李琳进屋轻轻关上门：“我不打扰你，一会儿就讲好。”

赵小雨的家非常简陋，一面墙是大立柜，一面墙是床单颜色模糊的床，墙壁上张贴着已经褪色的老式海报。地板是最原始的水泥地，马桶赫然就在冰箱旁边，房间没有洗浴设备。房间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有一种什么东西发霉的味道。

李琳：“你儿子已经找过经办人了。但现在的问题是，你儿子没有权利签字，承租人是你，你没有给过他委托书。”

赵小雨：“个么现在我们怎么能签字呢？签了字也买不到房子，钱太少来。”

李琳：“你听我说，你这个面积摆在这里，10多个平米，不可能跟人家三十平米的房子去比。”

赵小雨：“隔壁房子还没我大呢，我去他们家里看看，就是个阁楼可以拿钞票的，算一半面积，拿390万呢，我这个才360万。可以选的房子，我们都打听过了，太远了。我、我儿子身体都不好，房子一定要靠近医院的。我现在愁得每天睡不好觉。”

李琳：“经办人都说过，大木桥那边有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离医院都很近的。人家可以介绍，你这笔钱能买到的。你如果12月27日不签，每天五百块左右的利息就没了。”

赵小雨：“给我400多万，我就签字。”

李琳：“你单子上多少钱，到手就是多少。你拖着不签字，这个数字也不会升上去的。你考虑下，该配合还是要配合的。”

赵小雨：“你跟征收所到底是啥关系？”

李琳：“我跟征收所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旧改是政府征收，你是我块里的居民，我要保障你的利益吧？你儿子说坚决不签字什么的，损失的是你自家的钞票啊。”

赵小雨：“我说这点钞票尴尬得很。买一套老公房，稍微装修要钞票吧？”

李琳：“你就这点面积，你让人家怎么给你？你现在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的，以后的生活总比你现在好吧？你拖着不签字，钞票只会少，不会多。我呢希望你也考虑一下，你手里这些钞票，看以后跟谁住更可靠。你儿子身体这样，还在搓麻将，以后能照顾得了你吗？你的身体不会越来越好，万一将来有什么问题，你还要给他添麻烦。或者你女儿那边，以后能跟他们一起住吗？”

赵小雨：“我外孙刚生了二胎，我女儿照顾不过来。”

李琳：“你想想以后跟谁住的问题。我呢也是提醒一下你，征收款是一大笔钱，你要想清楚怎么用，老年人身边是要留点钱养老的。”

临走之前，赵小雨表示自己会再考虑一下，也会跟子女商量商量。

李琳说她比较担心的，是老人和儿子都是大病患者，她的儿子可能没有能力照顾她的晚年生活。虽然这超出了旧改工作的范围，但她还是上门，提醒老人多想想，多商量。

做居委工作人员几年，李琳看到很多有儿有女的老人却得不到照管，“我这边就是凭自己的良心，能管一点就管一点。我们说了他们也未必会听，但不说，我会觉得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最终，赵小雨家庭在12月27日预签约首日签了字。

● 23.8 对特困家庭“扶一把帮一段送一程” 

旧改地块内老人多、困难人群多，这也使得征收所和居委会除了政策层面的告知、解释外，还要承担一些扶助性的工作。徐丽华曾经说过：“对困难居民来说，旧改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他们突然拿到一大笔征收款之后，自己并没有能力把这个钱用好，或者上当受骗了，那我们的征收工作也不能算全部做到位。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延伸性的服务，确保政策的阳光惠及困难居民，确保他们能从旧改中切切实实受益。”

唐晓亮块内的汪淇家庭，就是外滩街道和宝兴居委的重点帮扶对象。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养残”的家庭：汪淇已经80多岁高龄，老伴去世，她本人患轻度残疾，几乎不识字，不要说看政策文件，就连用银行卡取钱都不会。汪淇唯一的儿子60岁了，是重病+重度残疾人，平时只能卧床。汪淇自己或者带儿子出门上医院、取工资，都要靠居委工作人员、小区里相熟的环卫工人或者热心志愿者一路帮忙。虽然住在一楼，但因为这种特殊情况，汪淇和儿子平时很少出门，跟社会接触更少。

从旧改工作开始之日起，唐晓亮就不时上门，询问汪淇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家确实顾虑很多。首先是老太太什么都不懂，看不懂征收协议，也不会租房子，更不要提以后买房子了。再有就是他们平时去地段医院看病，医院已经很熟了，这边的社工、志愿者也都帮了很多忙。如果住到新的地方，他们要从头适应，而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很怕改变的。”

唐晓亮将汪淇家的情况反映给宝兴居委和外滩街道的领导。外滩街道为此专门召开会议，逐步解决汪淇焦虑的问题。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卞唯敏介绍说：“我们告诉老人家，先签约，然后我们会有后续的服务跟上去。比如我们发动人大代表、居委工作人员一起，组建一个民主管理小组，由社会公信人帮忙监管征收款。不管她是租房还是买房，我们都会跟中介机构对接，确保老人家的钱不会被骗、被滥用。这个服务，会一直跟到她安顿好为止。”

汪家有一套红木家具，未来搬家肯定不会带走，直接丢掉又觉得可惜。外滩街道牵线联系了一家拍卖所，将这套家具按照市场价格卖掉，最大限度为这个困难家庭争取利益。

2020年初，汪淇的儿子去世，汪淇随后也搬到了外滩街道帮忙租借的房子里去。原本在宝兴里照顾包括汪淇在内多个老人家庭的阿姨，现在成了汪淇家的保姆。唐晓亮不时打个电话过去，询问老人的近况。“我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她说儿子过世了，心里总归是难过的，但她的现实压力确实也小了很多。比如她就说，自己一个人，无所谓买不买房子了，如果租的房子住着舒服，可能会考虑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像汪淇家这样的案例，并不是极个别的。顾赟块内的沈台家庭，也是实实在在的特困户。沈家户口本上的6个人当中，沈家父母两个都是残疾人，平时靠吃低保生活；两个儿子当中，一个儿子也是吃低保，另外还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现在两个儿子都是在外租房子住，生活非常拮据。旧改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点希望，但这笔征收补偿款无论如何也没法解决三户人家对3套房子的需求。

为了争取更大利益，沈家一直拖着不肯签约。顾赟和经办人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知道你们家困难，该申请的补贴都给你们申请到。你未来搬家到新的居委会，我们也会提前做好联系工作，把你家的情况讲讲清楚。但你耗着不签字，到头来损失肯定还是你自家的。”

● 23.9 被拉黑/拒联后的上门拜访 

因为对旧改政策不满，对居委工作人员和经办人一遍又一遍的劝说也非常抵触，有少部分居民甚至拉黑了这批人的联系方式，选择避而不见。因为宝兴里人户分离现象特别严重，在多次无法联系上当事人之后，居委工作人员和经办人只能选择上门。

熊长江块内的井然家庭，在一轮意愿征询中就投了反对票。熊长江清楚地记得：“当时她给出来的理由是，这里的房子是她爷爷留给她的，她对这里很留恋，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井然自己并不住在宝兴里，这套房子给她姐姐居住。

二轮签约启动之后，井然拒绝了所有的联系。无奈之下，2019年12月23日，熊长江跟随两位经办人前往位于陆家嘴的井然工作单位，但再次被拒绝见面，白跑了一趟。“正常来说，我们确实不太愿意去别人工作的地方谈事，但这家情况比较特殊，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可以与她面对面详谈，但都被拒绝了。”

李琳块内的周纯纯家庭，因人户分离，又拒绝联系，经办人连相关材料都无法交给她。

12月24日晚上7点半，两位经办人来居委会找李琳，一起上门送征收告知书。因房内无人居住，经办人只得将告知书黏贴在门上，然后拍照取证。

周纯纯家庭的房子十多平米，征收价390万。房子是周纯纯的外婆留给她的，周纯纯作为承租人，她本人和她父母、女儿的户口  至今都落在这间房子里。2018年，周纯纯将房子进行装修后作为民宿使用，据邻居们反映，民宿的生意还不错。

李琳在“关于金陵东路旧改地块周纯纯户签约的情况报告”中，记录了周家的相关情况。一轮意愿征询时，周纯纯表示 2018年小区大修、2019年小区微更新后，居住环境大为改善。自己又花费十几万装修，安装了淋浴、卫生设施，经营民宿且生意很好，不愿被征收。

第一轮意愿征询时，周纯纯避而不见，居委工作人员天天拨打电话，她偶尔接电话，但态度始终坚决——不同意旧改征收。得知旅客退房后，周纯纯会亲自过来打扫卫生的信息后，居委工作人员就在她家门口蹲守，经常一等就是半天，为的就是希望可以面对面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就这样，每次与她的见面就是她来打扫卫生的时候，居委工作人员一边帮忙收拾，一边讲解征收政策，讲旧改的好处等，同时请周围和她走得比较近的邻居一起做她的思想工作，最终周纯纯在第一轮意愿征询投票的前一天同意征收了。

第二轮签约时，周纯纯对房屋评估单价不满意，受到他人影响后，心理预期高于客观情况，迟迟不愿签约。

这时候，周纯纯的民宿已经停止运营，对居委工作人员的电话不接不回，也不去打理民宿，完全避而不见，既不沟通也不签约。为了能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居委工作人员和征收经办人坚持电话不断、短信不停，实时告知其各节点的征收安排，帮助其算好亲情账、经济账、时间账。同时，李琳也积极与其父母的实际居住地居委沟通，希望老人可以劝说女儿。

这种僵持一直持续到2020年1月5日。1月6日就开始正式签约了，周纯纯依然避而不谈。

这天下午，经办人和李琳一起，前往住在长阳路上的周纯纯父母家询问情况。

得知来访者的身份后，两位老人态度非常很气，但直接表示：我们女儿“是很能搞的，我们做不了她的主”。

经办人：“就算她不签字，她能改变这个事实吗？她现连我们的电话、短信都拉黑了，您两位能不能让她过来，我们好好聊聊。”

当着经办人的面，周母给周纯纯打电话：“人家征收所、居委会的人都在我这里，你能不能过来？”

透过电话，都能听到周纯纯的声音：“喊他们回去！”周母把电话交给周父。

经办人：“我可以跟她通个电话吗？”

周父：“可以让负责人跟你说话吗？我吵不过你，你能过来你就过来，反正我们不参加。”

周纯纯在电话中说，经办人属于“私闯民宅”，再不走的话，她就要打110报警了。

经办人从周父手中接过电话：“你不想动迁无所谓的，但这个房子的户口当中，同住人有你父母的名字，我是可以来找他们的，让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这也是为了他们好。这不是什么私闯民宅，我们进来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

周纯纯挂断了电话。

周母：“我们都有心脏病的，不能吵架。我女儿脾气老不好的，我们都说不过她。”

李琳：“我们不是骚扰你们，我们都老客气的，就是来跟你交流下，听听你们是什么想法。”

周父：“她说政策不灵的。现在的政策跟以前的政策差了很多很多，她心理不平衡。她一个同事家也是旧改，好像只有六平米，也拿了三百多万。我们这套房子，十多个平米，只有不到400万。”

周母：“能不能再加一点？”

经办人：“政策肯定是不会改的，这个不是讨价还价的。你十平米的房子，400万不到一点，算下来多少一平方？不低了。”

李琳：“而且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个钱肯定是越来越少的。今天是所有奖金都在里面了。我是你们块长，宝兴居委现在只剩下十多家人家没签字了。你楼下某某某，算是门槛精的吧，房子情况跟你差不多，12月27号一早就签字了。”

经办人（拿出手机）：“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系统，我们事务所一共1136证，现在只有十几家人家没签掉了。你女儿就是其中之一。这都是有具体数据的，骗不了人。”

周父：“我们呢不管这个事情。钞票多钞票少，我都看不见。我就怕她来吵，今天吵明天吵，这吃得消的吗？我吓也要吓死了。我不敢签的，我们只求太平。”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李琳和经办人详细讲解了补偿方案、签约推进情况、不同时间节点下征收补偿款的变化情况，以及一旦启动司法程序后可能产生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等等。但因为老人表示不敢为女儿做主，这场谈判依然无功而返。

直到正式签约启动之后，随着旧改地块内居民搬迁越来越多，周纯纯有所触动，向征收所提出了装修评估的要求。2020年3月29日，周纯纯签约，并于当日交钥匙搬离。

● 23.10 真实的生活远比影视剧更复杂 

因为旧改，征收所和居委工作人员们见识了比影视剧还要复杂、离奇的家庭故事，也做了更多的协调工作。

李琳块内的郑星家庭，郑星本人是承租人。2008年与前妻离婚后，被跟着前妻生活的亲生女儿告上法庭。法院裁决其女儿可以住在宝兴里，直到动迁之日。于是，郑星从宝兴里搬走，郑星的前妻带着女儿、以及不知是否正式结婚的男伴住进了宝兴里的郑星家。郑星的女儿后来到北京读书，宝兴里只剩下了她的母亲和继父。

郑星后来再婚，二婚妻子带着一个女儿，这个继女的户口也安到了宝兴里。也就是说，这套宝兴里的有郑星本人、他的亲生女儿、以及继女三个户口。

旧改启动之后，郑家可获得300多万的征收款。前妻一开始撺掇郑星不要签约，但在经办人的劝说之下，郑星还是签了字。但因征收款分配问题无法解决，郑的前妻拒绝搬走。

前妻先是一口咬定自己要分300万，或者要求郑星拿安置房，给自己和女儿住，郑星去世之后这套安置房归女儿所有。郑星自然不肯，一开始只愿意给女儿10万，后来升到了50万。双方就此僵持不下。

经过经办人和居委工作人员居中调解，郑星的前妻最终拿到了120万，这才搬离住了十多年的前夫的家。

同样是李琳块内，邢旺家庭的情况更复杂。这套房子属于邢旺的父亲，而他则是唯一的儿子，一家三口从小在宝兴里居住。但邢旺的爷爷在老伴去世后再娶，这位“后奶奶”自己有个亲生儿子，后来又生了孙子。没想到这个孙子通过蒙骗的手段，也将自己的户口落到了宝兴里邢旺父亲的房子里。据居委工作人员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上海也没有他的交金、居住信息。

但旧改消息传出来之后，这位不同父不同母的“兄弟”来到上海，要求分钱。在签约的同时，邢旺也写了很多证明材料，准备跟这位“兄弟”打官司。2020年6月份，邢旺告诉徐丽华书记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征收价按照户口本上的人口数均分，这位“兄弟”分走了其中一份。

佟咏家庭的情况更加“奇葩”。五十多岁的佟咏是个领养儿，养父母早年已经移居香港，宝兴里的房证上写的是佟咏的名字。佟咏年轻时未婚未育，二十多年前从天桥上捡了一个儿子。养子后来结婚生女，几年后离婚，孩子归女方抚养。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养子的前妻，后来又与佟咏结了婚。但女方并未与佟咏共同生活，而是回了自己老家。佟咏则与养子一直住在宝兴里，只不过养子没能上上海户口，宝兴里的户口本上只有佟咏一个人的名字。

更特殊的是，佟咏的精神健康一直存在问题，这点也是宝兴居委格外关注他家的原因。旧改消息出来之后，佟咏法律意义上的妻子来到上海。从外形上看，其妻年轻靓丽，跟她身份证上的照片很不一样；跟佟咏站在一起时，看起来也不像普通的夫妻。佟咏的妻子带着他来到居委会，要求李琳见证，自己要当丈夫的全权委托代理人，负责处理旧改签约等问题，被李琳拒绝。李琳说：“任何一个有正常生活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位妻子是不可靠的。我也跟征收所经办人打过招呼，详细讲过情况，我说一定要给佟咏一套房，让他以后有房子住。但经办人也讲得很清楚，那要看他家最后怎么选，他们要钱的话，经办人也没法让他们改。”

妻子带佟咏去精神病医院做了鉴定，然后以佟咏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负责与征收所对接。佟咏的房子征收款有六百多万，钱到账之后没几天，佟咏就带着两个马夹袋来到宝兴居委，说这就是自己的全副身家，钱全部被老婆拿走了！

李琳帮忙去征收所询问。征收所表示征收款已经打到了佟咏名下，但如果他再给了自己老婆，那也是其他人无法阻止的。无奈之下，宝兴居委只得跟佟咏说：立刻报警。

在李琳的工作笔记上，罗列了十多个有“故事”的居民的名字。在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是一个个柴米油盐实实在在的家庭。这就需要居委工作人员和征收所经办人们，投入更多的耐心和善意，于细微处捕捉人情冷暖，寻求破解之道。他们要展现的，不仅是上海旧改的制度，更有这座城市的温度。

● 23.11 那些突如其来的“抵抗” 

对居委工作人员来说，从2019年7月份旧改启动开始，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这辈子都没吵过这么多的架！”平时见到他们客客气气、经常有事情找他们帮忙的居民，因为旧改，变成了对他们不理不睬、甚至横眉竖目的“对头”。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12月25日，一早上班，许先铭就跟同事们说：“我昨天做梦又梦到跟人吵架了，头痛死了。”

徐丽华：“你怎么也这样的啊，我也是。”

顾赟说自己这段时间起床根本不需要闹钟：“到了5点就自然醒了，然后感觉轰隆轰隆地耳鸣。”

而比这种“吵架”“耳鸣”更严重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12月25日下午两点半，陈冬接到经办人“投诉”，她块内的一位承租人子女，在拒绝签约之后，还反过来不断骚扰经办人，用虚拟号码不断拨打经办人电话，使得经办人无法正常工作。经办人无奈之下，只得请陈冬居中协调。陈冬也很无奈：“他要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的办公室电话也给过他们。行，那我问一下他家里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天下午四点左右，许先铭接到通知，他块内一位根本没上过“问题清单”、本以为完全没问题的一位居民的儿子，当天去市政府上访。总共13个人过去，5个人进入市政府递交诉求，他还是5个人之一。关键是他是承租人的儿子，许先铭打电话问承租人，承租人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有上访这事。“承租人说得好好的，连几点来签约都说好了。结果他儿子，去上访了……完全是想不到的意外，真是一口老血喷出来。我猜他们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万一管用呢？这种想法真的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12月26日晚8点半，宝兴居委接到消息，数十位宝兴里居民在不远处申鑫大厦底楼的KTV聚集。许先铭、顾赟与街道工作人员一起过去看看情况。

KTV工作人员迎上来，悄悄告诉他们：“这些居民也不消费，就在大堂坐着，影响我们做生意。”

许先铭和顾赟的出现，让一些居民开始回避，也有人冲上来质问：“我们这里没人欢迎你，不许拍照！不许拍照！”

许先铭：“我们就是来听听嘎讪胡的。”

几位女士开始拿包挡住脸。因为居委工作人员们的出现，有几位居民迅速离开了。

半个小时之后，看到这些居民只是聊天，人数逐渐减少，许先铭和顾赟才告别离开。离开之前跟KTV工作人员说：有事随时找我们。

像这样的“聚集”，在旧改消息传出之后不时出现，之前比较多的就是在附近的延福绿地上。顾赟说，居委会比较担心的，是居民们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或者本来已经下决心签约了，却被别人一通天花乱坠的说法影响，随时都能改变主意。“居委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正面引导居民，有什么意见，走正规渠道解决，不是吵一吵闹一闹，政策就改变了。他们有时候想不清楚，也会过来告诉我们，又听到有什么最新消息了，我们就分析这种消息有多么不靠谱。我们也告诉他们，你要想清楚旧改这个事情是谁说了算数，是你那些号称有各种‘门路’的朋友吗？肯定不是。你到时候不签约是你的损失，他们说不定比你签得都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