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他被报道确诊新冠肺炎，他的学生、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孔嘉宁发文透露，因感染新冠病毒，傅聪正在住院治疗，“傅先生已经住院两周，一周前肺部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医生全力治疗，目前需要吸氧，比较积极的一面是还没到要上呼吸机的程度。”
不曾想，噩耗如此快地传来。
钢琴家李云迪发博哀悼，表示自己得知前辈离世后，“一时难以置信”。
傅聪于1934年3月10日出生于上海的花园新村，父亲是翻译家傅雷。
三、四岁的时候，傅聪已经表现出过人的音乐天份。七岁半时被父亲的挚友雷垣发现其极高的音乐天赋，从此傅雷打消了让傅聪学画的念头，转而拜雷垣为师，学习钢琴，9岁时，他师从意大利著名指挥家兼钢琴家、时任工部局乐队指挥的梅百器为师，并在其门下受教三年。
1952年2月，18岁的傅聪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作了首次的公开表演，引起了国内音乐界的注意。
1954年，他赴波兰留学，1955年，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
匈牙利钢琴大师瓦萨里回忆：“我至今都还清楚记得傅聪的演奏，那是我听过最美的肖邦玛祖卡。我觉得他称得上最具有艺术性的钢琴家。我那时写信给家人，20页的信里有19页都在谈傅聪的演奏！音乐哪里有国界或学派的分别？我所听过最好的肖邦，可是出于一位中国人！”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结束后，傅聪留在波兰学习钢琴，直到1958年底提前毕业。
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
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傅聪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以及挪威、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比赛的评委；演奏的足迹遍及几乎整个欧洲、美洲、中东、东南亚、日本、大洋洲各地。
傅聪并不是一位炫技型的钢琴家，他演奏的肖邦、舒曼、舒伯特的作品中，有着一种深邃的东方韵味，尤其是对肖邦作品的动人诠释，使得乐迷们给了他“东方钢琴诗人”的雅号。
别人眼中，他是一位天赋型的钢琴家，但看不到的背后，是他对钢琴狂热般的努力。
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这个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结构，儿子对父亲可以说敬畏有加。
傅聪是琴童的样板。据说，他小时候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不分上午下午，数小时地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
对时间一向吝啬的傅聪，每天近11个小时与钢琴“促膝谈心”，而且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上了年纪后，他逐渐把练习时间缩短为6小时。他说，自己天生手硬，从小童子功又没练好，所以一日不练就不行。
父母对于傅聪在音乐上的影响深远。
即便是在那个年代完全靠书信往来，更别说是越洋书信来往时间长久，也是不厌其烦的给以儿子傅聪思想上的引领。《傅雷家书》中傅雷给儿子傅聪说过这样一段话：只靠音乐学音乐，是成不了大师的，要靠生活中的所有元素成就音乐。
而语言和文化，正是音乐发展的重要元素。
“事实上所有国家的音乐都跟它的语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傅聪说，他在国外讲学时经常用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来诠释西方音乐，西方人对此很感兴趣，而且在听过解释后感受。
傅聪一生奉献给音乐，性格又倔强，因此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很少，儿子傅凌霄甚至管他叫“怪东西”，傅聪回忆说：“有一次我弹琴正弹得来劲儿，无意间发现他站在那里窃笑，他感觉非常奇怪。他不能理解我练琴练得这么苦，为什么还天天坚持练。”
谈及父亲傅聪，傅凌霄说：“父亲不会开车，不会用手机，不懂上网，更不会发电子邮件，要感谢我的继母照顾他。他不像别的父亲，能跟儿子坐下，教导他们如何选择。我记忆深刻的是，7岁时，他忽然来到瑞士，到学校看我，他为老师与同学们弹奏钢琴，大家‘哇’地惊呼，那次我特别骄傲。”
作为钢琴教育家，傅聪和伦敦皇家音乐学院保持密切的关系，许多中国钢琴家受其重要影响。
著名钢琴家陈萨、王笑寒、盛源等都是傅聪很欣赏的学生，给他们上过很多课。
年过八旬，傅聪先生依然时常出现在观众视野中，以及各大音乐学院的大师班上。傅聪曾与上海音乐学院签了3年合约，定期给钢琴大师班授课。如今“傅爷”的尊称，已在校园内传开。老师与学生都喜欢听他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