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几乎每周都不乏国际热点。“伊核协议”谈判重启，美国和北约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日本首相访美，拜登将亚美尼亚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波罗的海三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巴基斯坦酒店爆炸，弗洛伊德案宣判，乍得总统在前线阵亡，等等。这些热点都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或者说具备一定的视觉的冲击，但好像还不能引起全局的影响。真正让大家直接联系到切身利益的，是三个指向全球治理的热点，一个是疫情，一个是气候，还有一个是海洋。

印度的疫情无疑是四月国际上的最大关切，当前的感染和死亡数据也许还只是“冰山一角”；美国主办的气候峰会拉开了气候行动之年重大会议的序幕，应对气候变暖，急切需要各国拿出行动；日本宣布向海洋排放一百万吨核废水，一时引起全球舆论哗然，核污染的阴影是核能发展时代盘旋在人们头顶的一个恶魔，没有国家可以摆脱。

疫情，气候，海洋，各种危机更让我们看到各国命运与共的事实和戮力同心的重要，但是，地缘政治的思维却丝毫没有因此而收敛。美国总统一面邀请俄罗斯总统参与美国主办的峰会，一面又驱逐俄罗斯外交官，造成欧洲国家一波针对俄罗斯外交人员的驱逐潮，拜登的外交团队一面声称避免与中国冲突，一面又拉帮结派，处处拿中国说事儿。无论是日本核污水处理难题，还是印度疫情的大暴发，都引起中国的关切，然而这两个邻国固守着美国引领的所谓价值观外交，并未与中国主动沟通。

基于各种原因，外部世界对中国有不少误解和偏见，他国民众更是对华缺少深入感知。中国社会尽管也有美中不足，但中国文化总体来讲还是宅心仁厚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世界真切感受中国的好？怎么做才能消弭人为的隔阂，共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程？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说出你的故事 

Q 顾问：“价值观外交”本来是冷战时期盛行的处理国际政治的方法，现在却死灰复燃，被美日等国频频提及，它们试图按照西方那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制定本国的外交政策，并以此区分敌我。无论是拉近美日印澳四国联盟，还是推进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抑或修复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拜登的外交团队到处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旗号，本质上却是对“非我族类”的遏制和打压。对这种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中国如何应对？

A王逸舟：我认为不应该只是应对，而是要学会按照我们自己的议程、自身的发展步骤，去正面出击，去更好地传播我们的观点。

比如关于什么是人权，什么是稳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族群的团结，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做法，结合过去这些年体会到的甘苦，向全世界宣讲。

在新疆或西藏问题上，我们不光是要说解放前这些地方没有路，当地的农奴如何贫苦，少数民族多么艰难，而且要结合如今的现状，让世界看到现在这些地方的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当地人民的工作机会。

“9·11”过后，中东和中亚的乱象也曾传导至我国西部边境，造成某些暴恐事件，中国政府痛定思痛，一方面采取了果断措施，压制暴恐势头，另一方面也让民众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学会更好地工作，让他们认识到稳定和安宁才是各民族发展的正道。这些事情真的算不上什么家丑，没必要遮掩，而是应该向世界介绍得更透明。过去，我们确实有过痛，但是，把疮疤暴露在阳光下反而容易愈合。

这些问题在全世界并不罕见，但是，我们不仅能正视它，制止它，并且从正面引导当地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建设。

现在，是时候理直气壮地把曾经的麻烦和苦楚说出来，让国内公众有更多了解，对增进外部理解更是有好处。

与此同时，再从更广阔的意义上，介绍我们国家的多民族大家庭如何实现了一体化，我们从一个落后的时代如何步入一个崭新的社会，又经历了哪些外部的冲击，在冲击之下，如何稳住了阵脚。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本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强调，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我想，不被带节奏，正是当前大家都有的共识。我们需要平心静气地在国际舞台上宣讲中国在人权、民主和自治方面的发展，也需要在全球下一段改革中（包括全球政治、安全、经贸、生态等各种制度安排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提出中国的创意。 

把握外交分寸

Q 顾问：在具体的国际政治博弈与外交关系处理中，应该如何把握分寸，才能不被“价值观外交”带乱节奏？就以当前美国与波罗的海国家联手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为例，在俄罗斯身处外交困境的关头，中俄体现了外交步调的一致。外交部发言人通过推特发文称，强烈反对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单方面强加给俄罗斯的制裁。用实际行动向强权和霸凌说不，是我们与友好国家的共同立场。但是，如何避免让抱团取暖变成西方式的选边站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处理与大小国家的关系？

A王逸舟：美国近期对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展开了“群殴”、围剿以及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俄罗斯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给予其声援，对这位重大的全球性战略协作伙伴保持一种实际的支持，让它在全球战略稳定和平衡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我注意到国内有种声音，要求跟俄罗斯正式结盟，对抗西方。我觉得，边界的度如果把握不好，多一分、少一分都会有问题。既要奉行结伴不结盟，避免因为支持俄罗斯或者防止美国打压就结成新的价值观和军事同盟，又要相互协助，相互支持，为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权威、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一定要避免与任何国家形成全球性的政治营垒，如果真的走向结盟，非但对我们的全球化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利，对当前的内外双循环发展也是不利的。对俄也好，对美也好，我们都需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防止情绪化，防止被任何一方带节奏。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应当继续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结盟、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发扬光大。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很难简单地说哪些方面更坏了或者更好了，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把挑战转化成机遇。在此过程中，作为超大社会、超大经济体，最大的变量和最大的动能还是在于自身，在于我们的改革、稳定和发展。

经济上，全球新一轮的增长和复苏正在悄然到来，很多国家都在未雨绸缪，加紧布局。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免“大水漫灌”，避免被美联储和白宫的基建计划带节奏，而是要推进高质量发展，按照“十四五”新的发展格局，重视质量，重视科技，重视制高点的捕捉。在复工复产的同时，更要注意结构性的改革，注重试验区的先行先试。

外交上，要学会多管齐下，全方位的“挂钩”，不仅要防范美国的带头打压，也要加大在技术上自主研发的力度，同时与其他方向的国家展开互利合作。德国、以色列、韩国、日本以及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都有对华合作的意愿，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梳理这方面合作的点。

从战略平衡角度来看，要避免多方树敌。近期有些国家在两边下注，包括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中等国家都有这样的动向，它们对于中国的强大、中国制度的影响力心怀忐忑。

我们不要把它们跟美国一视同仁，而是要理解其内在的痛点和不得已的一面，必要的时候给予一些震慑，但更多的还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明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比如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问题上有些波动，它实际上是想一方面获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借此争取到中国更多的安抚。

对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这些给我们带来麻烦的国家或者存在历史分歧的国家，一定要显示出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哲学的有容乃大，至少不让它升温，不让它酿成大的火星。

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同广大友好国家、亚非拉国家、中小国家的深度合作，这种合作还应加大绿色的含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阶段的“一带一路”主要是在基建领域达成大量协议，下一阶段一定要提升质量，同时也要展开在司法、领事保护、警务合作、人文教育等各方面的互鉴互学，并且要把它做得更细致、更草根、更平民，让世界看到中国是一个推进合作、善于共赢的民族，我们倡导的命运共同体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不分宗教色彩，不搞结党营私，也不搞选边站队，而是一种愿意和世界共成长、共繁荣的合作。 

挖掘共同价值

Q 顾问：中西方的隔阂，利益是一方面，价值观是另一方面。在利益上，如您所说，我们强调双赢和共赢，无意赶超谁，对此，尽管美国不接受，但西方其他国家可以接受。而在价值观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好似铁板一块，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但是，铁板也并非坚不可破。4月28日，中德举行了阵容空前的政府磋商，双方都主张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更早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曾呼吁，欧洲应有独立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时候思考一下如何与中国拥有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中欧共同价值”是一个突破性的提法，您觉得，中欧有没有可能尽快找到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会有什么样的具体内涵？

A王逸舟：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而且很深。我们所说的价值观或者共同价值观，可以说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既有政治价值观，也有生态价值观，还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价值观，比国际政治人物所说的价值观丰富、复杂得多。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世界观，但是，它们都有共通性。让价值从一个平面的、单薄的框架中挣脱出来，会看见各个不同的层次。从微观层面来看，西方内部随处可见分歧，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传统的价值差异，德国基民盟和社民党、绿党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有价值观的分歧。宏观地来看，何为人，何为地球村，何为生态保护，人类未来如何走向外空，这些也都涉及价值观的不同。价值就是如何看待彼此和对方存在的可能性，认知长与短，评估真善美的高下。

不管是默克尔还是我们国内和世界上很多有识之士，都承认中欧有分歧，但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东西。共同价值必定是存在的，比如关于社会建设、全球环境保护、维和对世界的力量、反对单极霸权，中德和中欧就有共同价值，当然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如果细分起来，在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甚至对人生的认知上，都有价值观的进化。比如医疗，传统医疗只是一门循证科学，依据症状对症下药，现在却又出现了人文医学，聚焦的是“人是什么？医学是什么？医学是不是一定要治百病？抑或更大的宗旨在于告诉人们如何和世界相处、如何学会自律和善待自然”。相比传统医学靠手段和技术解决问题，人文医学强调的是医学的价值、人的温度、社会和人的关系。

以此类推，各国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很多共同点，差异可能是由意识形态或者政党造成，也可能是别的历史文化造成，但反过来，共同点也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带来的，比如两国政治领袖达成某种共识，就会带来两国政界人士在不同背景下寻找某种合作背后的共同价值。

中欧也好，中德也好，既有深刻的分歧和难以弥合的文化历史的差异，也有可以去发掘、推进的共同价值，我们应当通过一些实际的安排，让这些价值有益于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人物更有责任开启发现和发掘共同价值的进程，让彼此国家的社会和民众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