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突破14%，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少子化趋势明显。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跌至全球生育率最低国家的行列。

步入少子老龄化社会，该如何应对？

上海老年大学最新一期“乐学大讲堂”请来了上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马利中教授，作了题为《少子老龄化社会：中日共同应对的路径》的专题讲座。

我国已经由老龄化社会步入老龄社会

依据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联合国把老龄化的社会细分为“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和“超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的为“老龄化社会”，占比达到14%的，为“老龄社会”，占比达到21%的，为“超老龄社会”。 

马利中教授指出，我国自 200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比日本晚了30年。不过，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的20 年，老年人口比重增速明显加快，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具有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发展不平衡、未富先老等特点。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2019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76 亿，占世界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五分之一，世界上每五个老年人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

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占13.5%。

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20056万），依据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如此庞大和快速发展的老年人口，必然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总和生育率仅为1.3，少子化趋势明显

我国在步入老龄社会的同时，少子化趋势明显。

马利中介绍说，第七次人口普查体现出来的新趋势，包括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城市群化等。

2020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为1200万，总和生育率为1.3。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也称总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通常，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1视为低生育率的门槛。

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一度超过6。到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已经跌至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马利中还列举了一组有意思的数据：上海地区新年宝宝数据变化。

“199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2784位宝宝，2000年1月1日出生380位宝宝，2020年1月1日，新年宝宝只有156位。”

2016年，我国全面开放二孩生育政策，相关部门预计每年出生婴儿数最低为2200万。实际情况是，2016年出生婴儿数为1786万，之后逐年下降。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出生率为6.77%，自然增长率为负（-0.60%）。

956万是什么概念呢？

马利中打了个比方说，这个出生人口数量低于我国目前每年高考招生人数（2022年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共招生1014.54万人）。

少子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负面影响？

马利中教授归纳了以下7个方面，包括劳动年龄门口减少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储蓄率下降造成资本储备减少；消费市场规模萎缩；劳动力人口负担加重；家庭养老功能减弱；医疗保健、生活服务需求增加；社会保障问题突出、财政负担加重等……

同样，生育率过低，也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具体包括：

1、劳动力总量下降。而劳动力的不足会对未来的消费、创新等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2、部分行业将受冲击。儿童人口数量锐减，将导致部分行业收到冲击，如教育、妇幼医疗业等面临较大的资源危机。

3、人才甄选受到影响。生育率过低导致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下降，从而导致竞争能力不足，不利于创新及竞争流动。

4、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压力大。生育率过低，导致可奉养老人的人口减少，家庭和社会面临较大的老龄化危机。

日本应对“2025问题”，有可借鉴之处

马利中介绍说，日本比我国早30年进入老龄社会，在应对老龄少子社会的政策选择，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正面临着超老龄社会的“2025年问题”。所谓“2025年问题”，是指日本战后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将在2025年全部进入75岁高龄老人的行列，届时日本将面临少子老龄化快速发展、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严重短缺、需要护理老人数大幅上升、社会保障财政不堪重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此，日本政府在“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经济社会支持体系和公共政策选择方面进行了相关探索。

马利中介绍说，日本应对“2025问题”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修改《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确保老年人就业至70岁；实施推迟领取养老金激励机制，缓解社保财政负担的压力；出台“女性经济学”政策，鼓励已婚女性参与就业；加大引进外国劳动力的力度；鼓励以技术创新、开发AI折本和机器人来 弥补劳动力不足；推出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费化政策，减轻育儿家庭负担，鼓励生育。

“日本应对2025问题的实践和政策选择，将为中国迎接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马利中表示。

马利中同时也指出，在少子老龄化社会应对方面，日本也有两点教训，值得吸取。

一是重催生，轻催婚。日本政府提供生育率的施策重点一直是促进已婚家庭生育，主要集中在育儿支持和工作方式改革方面，支持年轻人走进婚姻的举措被长期忽视。直到2013年，《突破少子化危机紧急应对》才将“支持结婚”纳入与“支持育儿”“工作方式改革”并列的提高生育率的举措。

二是重形式轻实质。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提高生育率的战略，出台了促进生育的相关政策措施，但是，从家庭相关社会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看，支出的财政规模很小。2003年实施《少子化对策基本法》之后，儿童津贴逐渐充实，托儿所等保育设施扩建等社会支出占GDP比重才逐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