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当作为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时装学院（School of Fashion Parsons，世界三大时装设计学院之一）新任院长的西蒙·科林斯（Simon Collins）第一次以访问教授身份来到清华大学时，他蒙受了一次非比寻常的“羞辱”。

在被各项日程排满的一天里，他做了几次小型讲座，主持了几个会议。这天最后，他在一个坐了300人的大厅里，进行了一次大型演讲。

讲完，他自我感觉良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西蒙将自信沉着的目光投向底下，后排一个女生站了起来。“我今天一天都在这里，全程跟着你。”她说，“但我感觉这一天被白白浪费了。”

“什么？”他以为是翻译出了错。

“我觉得自己的时间被浪费了，因为我想了解的是你。”她解释，“我并不想听你说帕森斯，我可以在网上查到关于那里的一切。我想了解的是你的观点，以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空气凝固了。然而，当在座所有人都以为他将因此而发怒时，他却说：“这太棒了。”

“有些事情，你得经历过才会学到。谢天谢地，2009年的一天，我通过在300人面前丢脸而学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14年后的今天，西蒙向新闻晨报·周到记者回忆起这桩往事，“自此，我再也没有犯过那么愚蠢的错误。”

在这次出人意料的“反转事件”里，我们看到了这名前院长与众不同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如今身在上海的原因。出于学习的本能和对新鲜事物和经验的探求与渴望，他离开了自己生活二十多年的纽约。

当然，促使他义无反顾来到上海的更重要原因是爱情。他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一个上海姑娘，姑娘也爱上了他。“人不能抗拒自己的心，所以我知道自己必须来。”

在上海，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的西蒙却发现自己比以往为任何一个大牌工作时更忙碌。他并不是想重塑中国的时尚行业，但他觉得可以帮上一些忙。

这个昔日Zegna、Fila、Polo、Nike等全球畅销品牌的创意总监，曾入选“最具创造力100人”以及“全球时尚商业500人”，他相信自己可以帮助打造更时尚的中国品牌，并且让普通的中国人离时尚更近。

如果一个人在爱

这就是他应该做的

2020年8月，当西蒙·科林斯搭乘的航班从纽约起飞时，他发现自己是这架飞机上唯一的老外。他后来和别人开玩笑的时候会说，自己很可能是那个夏天唯一来到上海的老外。

当时，新冠疫情正在全世界肆虐，国际航班经常遭遇熔断，且机票价格贵到离谱。入境以后，还需实行近半个月隔离。因此除了必须回国的人，鲜有外国人入境。

但对于这个老外而言，自己的心情就和那些着急回家的留学生一样迫切——他要和自己的上海女朋友团聚。

Simon和女友

为了来上海长居，他从2020年年初就开始准备所有书面材料并申请了签证，但因为新冠的原因，不得不等了足足半年时间。

“如果一个人在爱，这就是他应该做的不是吗？爱比世界上其他一切都重要。”他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工作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做。”

最初，她只是一名普通的面试者。“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见见这位女士。虽然我当时没有招人的打算，还是见了她。”面试进行得很顺利，但他老实告诉对方，“你很不错，可我们这会儿没有岗位。”

“没关系，我们能保持工作上的联系吗？”她问。他回了一句：“当然。”

感谢微信这项21世纪的伟大通信工具，他们两人得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联系。此后他每次来中国出差，两人都会一起喝杯咖啡聊聊近况。在时间不知不觉的流逝中，他们成了好朋友，见面时不再是喝咖啡，而改为共进晚餐。

“我非常喜欢一款叫‘舒芙蕾’的甜点，每次见面，她都会到处去找好吃的‘舒芙蕾’来给我。”西蒙开始渐渐意识到，自己来中国的次数越多，就越想和她共度更多的时光。“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一目了然了。”

他决定，自己要来中国定居，要和心爱的姑娘生活在一起。但就在他开始走程序的时候，新冠疫情来了。

“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困在纽约，她在上海，我们的关系通过视频与日俱增。我们彼此约定，要尽量同频做一些事情。比如，一起看歌剧。”当时，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宣布将会在线上直播一场歌剧。“所以我就在纽约，而她则在上海通过网络观看同一场歌剧。”

虽然隔着时空，也要一起吃饭

尽管两座城市之间有12小时时差，但他们尽可能一起吃饭。西蒙在上海认识很多餐饮界的朋友，有时候，他会为她安排一顿特殊的晚餐。

“比如在镛舍酒店，我提前为她预约好晚餐。她到了以后，工作人员为她搬来一块大显示屏，而我出现在屏幕的那一头。上海的晚餐时间，是纽约的早餐时间，我们就这样一边享用美食一边交谈。”

直到他来到上海，这段维持了多时的纽约-上海双城故事才告终。

一个故事的终结之处，另一个故事的序幕升起了：西蒙开始了在上海的创业。

LV新推出的像素化迷彩元素

10年前已经被他穿在了身上

此前已在纽约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蒙·科林斯，其实是英国人。

他郑重其事地向我们纠正了百度上对自己年龄的误报：他今年刚满56岁，而不是百度上所写的出生于1965年，“他们足足把我写大了两岁！”

西蒙的职业生涯始于伦敦，从时装学院毕业后，他在卡姆登（Camden）区开了一间成衣工作室。他当时设计缝制的第一套西装，如今就放在东长治路上雷士德工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

Simon向我们展示自己设计定制的第一套西服

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设计师崭露头角的时候，英伦摇滚（Brit-Pop）的狂潮正在英伦三岛兴起。它最初以摇滚乐的形式出现，很快便影响到英国年轻人的衣着和生活方式。

这股风潮掀起的时代背景恰逢“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下台，而未来首相托尼·布莱尔所领导的工党势力越来越大。更开明的政治环境，孕育出更自由的文化氛围。

以Oasis和Blur为代表的英伦摇滚乐队成为一代年轻人的精神标杆，他们的影响之大超乎想象。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西蒙在上海的一些店里还能听到他们当年的代表作。媒体后来将这段英伦文化光芒四射的时期，称为“酷不列颠”（Cool Britannia）。

作为这股英伦摇滚风潮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西蒙的设计美学受到了极大影响。他这样向我们解释自己设计创意的源头，“它就在我的身体里，那样的环境给了我不太公平的优势，因为我生活在其中，我根本不用去学习。”

英伦摇滚的本质，是一次打破了当时英国保守政治环境和黯淡生活的创新之举。以后的人生里，“创新”一词成为他的标签。

很可能是时尚圈第一个把像素化迷彩元素穿上身的人

大约10年前，当像素化迷彩服开始取代一般迷彩服出现在军队士兵的身上时，西蒙在纽约42街上的一家海军用品商店里买了一块像素化迷彩布料，跑到北京的裁缝店里，给自己做了一件西装。

当他穿着这件西装参加纽约和巴黎的时装周时，成了被摄影师追拍的对象。

差不多10年后的2023年7月，在著名音乐人Pharrell Williams成为LV创意总监后推出的首秀上，像素化迷彩成为了一个重要元素。

在这个思路上，他领先了LV和Pharrell近10年。

上海也是一座让奇迹发生的城市

尽管西蒙1997年就来过中国，但他直到2005年才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上海，当时的他是Nike的亚太区创意总监。

他预定了一家位于浦东的酒店，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日后改变了上海天际线的上海中心大厦，但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早已鳞次栉比。

“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建筑当时已经存在了，但这座城市那时候给人的感觉还是很不同。你能感到上海非常饥渴，它渴望着发展。”

对于喜欢新鲜事物的西蒙而言，欧洲太一成不变了，因此他早在上世纪末就搬去了纽约。他在2005年的上海所感受到的饥渴感，更早的时候也在纽约体会过。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你可以深刻感受到纽约的变化。科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正是这样的背景，孕育了第一代苹果手机。你会觉得，一切别处不可能发生的仿佛都会在纽约发生。”

而他成为帕森斯时装学院院长的故事，就是对此最好的佐证。

“我有个女儿，当时只有一岁左右。我带她到一家咖啡店，桌子对面有一对顾客在说话。我听出来女的是一名教授，男的则是学生。教授正在教训学生，让他更用功一点。我不禁和他们聊起来，知道原来他们都来自帕森斯。我于是忍不住分享了一些自己关于时尚的感悟以及那些时尚的真理。那名教授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来学校和其他学生也分享这些想法呢？’所以我就去了，不到半年，我就成了帕森斯时装学院的院长。”

这个故事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只可能发生在纽约的故事，他无法想象它发生在伦敦，或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任何一座城市。

那里的人们思想太保守了，他们不会给一个此前没有从事过教育行业的人这样的机会。尽管他觉得以自己的履历，完全可以胜任院长的职位。

任帕森斯时装学院院长时，曾邀请维多利亚来校交流

当他来了上海以后，他感到这里和纽约一样，也是一座让奇迹发生的城市。

“我现在上班的这栋楼，就是虹口区借给我们使用的。我想象不到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地方，那里的政府部门会给予一家公司这么大的支持。”

他所指的大楼是建于1934年的雷士德工学院，它以最早进入上海的外国建筑师之一、英国人亨利·雷士德命名。雷士德后来成了上海滩的地产巨擘，遗嘱中将自己的巨额资产全部用于在上海兴办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

雷士德基金会根据他的遗嘱在上海建造的最后一所学校，就是雷士德工学院。

此前，这栋大楼曾被长期空置，但相关单位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将它修葺一新，并把钥匙交到了西蒙和他同事的手中。“他们只说了一句，‘搞点动静出来’。”他说，“在这里，我们被赋予最大程度的自由和主导权，只需要负责创新。”

中国人总是说干就干

他们从不拖延时间

虽然他热爱纽约，但他感觉那里一切的架构和基础设施都是为20世纪搭建的。当他来到中国后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的一切才真正属于21世纪。

“看看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还有电动汽车的革命！我想待在一个正缔造着未来的地方。”他说，“虽然我来中国是因为别无选择，我的心让我到这里来。但是我来了以后，在职业角度上也感到非常快乐。这里，正发生着最有趣的创新。”

在一个渴求发展的国度里，没有时间用来浪费。“在中国，人们总是说干就干。这里的人们从不拖延时间，我喜欢这一点。”西蒙说，“在西方，你难以想象拍板一个方案要经过多少会议，多少延迟，以及没完没了的程序。而那里的另一大特点，是设置了一层层的管理部门，一个方案需要每一层的领导都通过，才能被批准。”

而他在很多次和中国公司共事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有领导拍板表示这是个好主意，那它就会变成现实。“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回复青春年少，所以我想牢牢地抓住当下，我不想再为一个计划等上10年。”

他的演讲非常受欢迎

在上海，这个英国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忙碌。为了让我们随意感受一下，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出差计划：

周日（9月3日），他会去济南出差三天；然后马不停蹄地去杭州参加一个大会；结束之后赶往北京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下一站则是西安。很快，到了10月份，上海国际时装周又要来了。

很难界定他如今的身份。他不仅是清华的访问教授，也在包括东华、同济等其他大学和机构开设讲座。前阵子，他刚在阿里巴巴做了一次大型演讲。幸运的是，他再也没有犯过18年前的错误，演讲已经成为他最擅长的事情之一；

他同时也作为顾问，和各种各样的品牌合作。他给各行业的公司提供咨询和建议，帮助他们理解设计的原则，这样他们在运用的时候就可以得心应手；

而纯粹出于乐趣，他每周还会更新自己的小红书。

“我感觉自己有点像一个音乐人，做出了一张新专辑，然后四处巡演推广自己的专辑。当我产生了一个新的观点，我也想分享它，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喜欢忙碌的生活，“我需要时刻接受挑战，这可以不断地给你精神以刺激，让你永葆青春。对我来说，完美的一天就是和人们不间断地谈上一整天话，但每天项目都是不同的。”

当然，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老本行。在最新的一本草稿簿上——他有几百本这样的草稿簿——他正在同时构思一条牛仔裤以及办公楼里行政区域的设计草图。他给我们看自己画的两条牛仔裤：“你看，后袋的角度一开始不对，它应该和上面的缝是平行的……”

一些中国公司需要理解

打造品牌价值和赚钱一样重要

中国赋予了西蒙一个更重要的使命：他觉得自己好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东方和西方的时尚文化。

“中国有超棒的基础设施和资源，中国人有创新的决心。这里所缺乏的，是设计的历史，而这恰好是我所具有的。”他说，“我和很多聪明的中国人共事，他们意识到我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他们受益，所以他们非常欢迎。这里和西方的情况不一样，但中西方本来也不应该一样。中国的公司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西方的也是，谁不需要学习呢？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你学习的程度，而是你对于学习的态度。”

当然在共事中永远会有挑战，会有摩擦，但无妨。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找到双方之间的共同点。

在西蒙看来，一些中国公司现阶段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急于看到回报。“但在时尚产业里，并不是一切围绕钱转的。还有一些和钱同等重要的东西，比如品牌价值。”

他强调，品牌价值和金钱同等重要

他指指自己身上穿的那件条纹西装，看上去似乎很普通，但它是Thom Browne的。“它也可能是一个很基础的品牌，看上去和这件没有什么差别，但会便宜很多。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它呢？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延伸开去说，中国的公司必须学会理解一点，他们得在打造品牌价值上投入足够的金钱。这意味着，可能开始阶段你的利润实现不了增长。五年以后会的，但前四年里你得不断投入，不断把品牌打造得更强大。五年以后，你会收获一个更好的品牌。到时候如果有人和你竞争，他们根本不会是你的对手。”

在他和一些公司共事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不少管理层似乎并不认同这个道理。他以曾合作过的一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国公司为例，“到了年底开股东会议的时候股东们提出，‘我们为打造品牌花了这么多钱，却没有带来更多的销售额。’我说，‘因为这就是过程的一部分啊，你得不断投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他们说，‘我们今年就要看到更多销售额。’这样的话，我就帮不了他们了。他们的CEO认同我的想法，但他一个人无法和所有股东对抗。所以这次合作就到此为止。”

好在还有很多公司不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占据更重要地位的公司，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打造品牌价值的重要性。”

中国设计师不受历史局限

他们的设计激动人心

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时装设计在很长时期里是一片空白。改革开放后，服装代工产业在这个国家里迅速密集地发展起来，但真正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的设计师则很罕见。

而今，这种局面正在被打破，尤其是在近10年间。

“我看到一些近年来冒尖的中国品牌，比如Short Sentence或者Staff Only；我看到陈鹏设计的那些胖乎乎的夹克；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Masha Ma。我看着他们的设计，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天哪！我完全无法预料他们接下来推出的新品会是什么样的。”

历史的空白和想象的空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空白的好处是赋予了今日的中国设计师们更多想象和发挥的空间。而当下欧美的年轻设计师们所面临的困境，就是重复。

“有时候我无法理解他们的设计，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不是他们的顾客。我所愿意看到的是围绕他们设计所产生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他们完全不受历史的限制，作品如同横空出世。”

当他为了撰写《The School Of Fashion 30 Parsons Designers》(时装学院 帕森斯设计师30人)一书而对这些设计师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发现，其中1/3是亚裔，绝大多数来自中国。

“他们有的在中国长大，有的出生在中国，有的出生在美国但父母是中国人。”他可以列出好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萧志美（Anna Sui）、王大仁(Alexander Wang)和吴季刚(Jason Wu)等。”

西蒙觉得设计师不必过分强调国籍，以王大仁为例，中国的潮人们亲热地将他的品牌称为“大王”。在“大王”的商标上写着Alexander Wang，New York，“在一个商标上同时呈现他的中国姓氏和纽约的组合就非常棒了，他不用再刻意强调什么。”

和王大仁在一起

任帕森斯时装学院院长期间，《纽约时报》曾在采访中让西蒙评价从学院里毕业的亚洲设计师。

“在这里，我们不在乎学生来自哪里，他们的文化背景是怎么样的。”他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我无法告诉你，亚洲设计师相比其他设计师是更好，更差，更专业，还是什么。我们不做这样的比较。”

时尚不分国界

不应过于强调中国元素

时尚从来都是不分国界的，在西蒙看来，中国时尚界如今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大家太想区分国界，太强调展现中国的文化元素。

对此，他承认自己感到无法理解。

“我不是试图否认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化让人震撼。我已经去过中国各地，还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也了解了很多中国不同朝代流传下来的丰富文化积淀。虽然它们很美，但我并不需要在时装上看到这些文化元素。”

他仍然以自己身穿的西装举例，“它是由美国人设计的，但它看上去一点都不美式，它也没有必要显得美式。而我的裤子，是由中国人设计、在日本生产的优衣库，它们也没有必要看上去显得中式或者日式。LV虽然是法国品牌但它并不法式，Prada是意大利品牌它也不意式。你不必通过自己穿的服装彰显你来自哪里，它让你看上去整个人不错就行了。”

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帮助中国的时装品牌去拥抱这种国际化的理念。他认为当下年轻的中国设计师们已经非常明白这一点，但一些更有影响力的声音，仍然认为应该通过服装展示自己是中国人。

“我试图帮助人们具备更宽阔的眼界，所以我迫切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高中国时尚专业教育的水准。因为……当然清华大学很好，东华大学和北京服装学院都很好，另外还有几家学校也不错。但是，大多数的人，他们需这方面的帮助。”因此他手头开展的另一个项目，是为中国很多设计学校编写课程。

他强调，一些人对于自己设计的非常中国化的服装自我感觉良好，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不应该指望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会在乎他们的作品。

“因为别人不愿意穿得像个中国人。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美国品牌非要在胸前缝一面美国国旗，那么除了美国人，还有哪个国家的人会去买？”

疫情让时尚产业变得更民主

三年新冠疫情重创了很多产业，全球时尚产业也深受其害。

三年过去了，它有没有反弹？西蒙并不确定，他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一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变。

“十年前，甚至直到五年前的时候，四大国际时装周还是时尚界最重要的事。但随着疫情的爆发，时装周的体系有点儿瓦解了。”他说，“品牌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并非一定要在时装周上才能展示新品。依靠网络，他们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展示。然后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品牌们开始自主地举办各种秀，因此时装周的体系就没有以前影响力这么大了。”

他觉得，如今的时尚产业正在变得更民主。

“我这周还在和一个设计师聊，她和她的合作伙伴刚创作了一个新的系列，她们在网上进行了售卖。这太棒了！”西蒙回忆起自己作为一名年轻设计师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你创作出一个系列的服装后，得先和时尚杂志的编辑们交朋友，得想办法登上那些杂志。你还得找到买手，由买手买下来之后把它们运送到商店里。”

现在，这些行规都已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今天在工作室里设计了一套服装，我明天就能在线上进行售卖，我不需要其他人。至少在中国，这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时尚产业如今正在重塑。”

这种重塑是不是一件好事呢？西蒙说，“让我们拭目以待。”